三七五減租，是台灣中年人最耳熟能詳的國民黨德政，也是到八○年代為止，國府最常宣傳的治台功業。為此，國府建了「土地改革紀念館」，但對5、60歲的臺北市人來說，那卻是他們在大學時重要的跳舞場地。那幢十層樓的頂樓，有一大層的會堂、常租給大學生開舞會。六○到七○年代，很多大學生去那跳舞。他們也被學校組織到下面樓層參觀，但大家早就沒有什麼印象。
在台灣，那時大陸還叫「匪區」。「土地改革」這四個字是不能簡稱為「土改」的。因為「土改」是「共匪」的暴政，「土地改革」才是政府的德政。就像後來在台灣，「中華民國」絕不能簡稱為「中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蔣介石時代誰敢這樣講，鐵當匪諜關入大牢。這十年來，台獨政府是「逢中必反」、「聞中就推」，一直想把「中鋼」、「中船」、「中油」、China Airline的中名改掉，只不過因本身注意力集中到貪汙撈錢上面，故此項努力勢頭受限。
在台灣的中年人，對「土改」和「土地改革」的異同，一般是不去追究的，就像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大家也視而不見一樣。那是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年代。早年國府是一邊大喊實行三民主義，一邊又大喊反共。所謂大陸「土改」就被說是暴力的、殺地主的，而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是和風細雨的、合理的、互蒙其利，地主佃農都高興的。說是地主分田地給佃農，拿到國家給的補償債券，於事工業生產、賺大錢、天下太平。我們當年被宣傳就是這麼認為。我們沒去追究人性最基本的原則，你把一個人的利益拿走，他怎麼會高興呢？好像台灣的地主都是聖人，都願意「為人民服務」，都堅決擁護政府。當然不是，但那時地主是有氣不敢出，隱藏著，因為政府有槍桿子。
「三七五減租」又歸功於台灣省主席陳誠，這點蔣介石似較少居功。他兒子的政宣傳似乎也不敢把這點都搶為父親的功勞。那時蔣介石被稱為「民族救星」，現在這一稱號在北韓還有保存，可謂「野失求諸禮」。他的豐功偉績是反攻大陸，不在乎這點治台的小功勞。
土地改革就與陳誠連在一起，他死時有很多農民到他的靈前致祭痛哭。但去年台灣出了一個很好的紀錄片，叫「無米樂」，講台灣農村幾個老農的生活。他們看到農田的蕭條、退耕，只能唱「無米樂」歌來樂天知命。這部紀錄片說的是農業轉型中世界各地都有的現象，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影響尤大，對大陸的農民看來也應是十分有教育意義的，而尤其是這部紀錄片又拍得那麼溫馨深入，但其中有句話很重要，即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農說起「土改」，說當時農民叫陳誠「阿公誠」，地主叫陳「賊仔誠」。可知當時階級矛盾之巨。
還有刻意被忽略的是「儀誠同宗」。國府中研院出版的「丁廷楣訪談錄」就載，陳誠曾說：「我的三七五減租，多是依據陳儀的的規劃。」即「三七五減租」、經濟統制等措施，都是陳儀所設計的，結果因為經嚴政寬，軍隊又調回大陸而起了「二二八之變」，陳儀下臺。但陳儀的經濟政策並無不對，後來還是由陳誠蕭規曹隨。若陳儀不死，「三七五減租」的功勞必然記到他頭上。
從大歷史來看，「三七五減租」在中國、在台灣省歷史的定位就比較清楚。孫中山當年革命也打著「平均地權、挾助工農」的口號，國共和作也是基於此。國民黨也是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到台灣20年都如此宣稱。當時被稱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可恥的。只是後來軍事北伐、政治南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與士紳階級的作，不再強調土地改革，而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又太過火，因此內戰十年。但國民黨一是基於原有的理想，一也是想和共產黨爭取農民的支持，對土改並不是反對的，像在浙江一帶，就實行過「二五減租」，陳誠也如此主張。蔣經國的贛南新政也對土豪劣紳深具反感。只是整個國民黨政權主要仍依靠地主士紳，加上連年戰亂，「土改」政策一直不能落實，最終敗退台灣。
但台灣的情形不同，中央政府與台灣的士紳沒什麼關係，這也是台獨稱的「外來政權」，有時外來政權反而好辦事，沒包袱。這種情形今天台灣很多人已有思考。即「外來政權」本來是貶字，但他們看到台灣的「本土政權」做的這麼爛，口喊民主其實只是以「本土認同來毀蝕民主」，大家反懷念「外來政權」、老國民黨了。外來政權沒包袱，反較廉潔為公。若台灣要救贖，現在只有靠再度的外來政權，因為連國民黨都在本土化之下有了黑金的包袱，難以做根本的改革了。而台灣光復後的情勢是，陳儀勵精圖治，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他實行統制經濟及土改政策，又因為台灣的地主士紳多是皇民化階級，這裏而不但有民生矛盾（階級），還有民族矛盾（中日）。而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正是一石二鳥的做法，但陳儀只當政一年半，根本沒時間推行土改，就因二二八離台。若他已先實行三七五，那現在陳儀頭上的罪狀又多一條，說他是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激起民變。
到陳誠在一九四八年主台政，就知道土改有「削藩抵共」之效。而且土地不是我的，革他人的命當然好辦。沒有大陸的包袱，又可爭取農民，斷了共產黨發展的溫床。台灣這些地主士紳，從二二八以後，也證明不可靠，有潛在的皇民化意識，故三七五減租就大力推行。所以歷史對陳儀實在不公。陳儀沒有來得及「三七五減租」，只行了一些經濟統制措施，二二八就被指「窳政」，激起民變，但陳誠行他留下的政策，經濟上更嚴，改革衝擊更大，只是因為有槍在手，地主不敢做亂，陳誠就功成名就，陳儀卻身死貶辱。
二二八以後，少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台人，不是隨謝雪紅逃到大陸，就是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清洗。而有台獨皇民思想的人就跑到日本，以後的廖文毅到李登輝，就是這條線。像台中的林獻堂是大地主，他在二二八庇護了長官公署的財政廳長嚴家淦，被人傳誦，但大家略而不提的是，林獻堂後來因為土改分他的地不滿，成為支援廖文毅在日本搞台獨的金主。這批地主潛伏了許多年，到台灣解除戒嚴以後，又浮出了臺面，搞反攻倒算，支持台獨，後來還有股翻案風，拿出老地契，要求取回分走的土地。他們眼紅也有道理。土地分給佃農，雖然生產情緒提高，有助農業生產，台灣後來的精緻化農業，包括水果的改良，都與此有關。加上成功運用美援，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這都是台灣農村經濟良好的因素。但這種小農經濟也不適合大面積的機械化農業改良，人工和土地的成本居高不下。但後來台灣的中小型企業發展，經濟起飛，又緩和了農業衰退的矛盾。農業現在台灣的經濟產值比重中降得很低。工廠、城市的擴張，農民變成地主了，甚至企業家也變成農民了，用這身份去購買土地。很多農民成了暴發戶，看在原來地主的眼裏當然不滿。
但是農民雖然身受土改之利，由三級貧戶翻身成了有產者，他們當初感謝政府，但久了族群利益壓過了感恩，也可說是忘恩負義，他們也受士紳的鼓吹而支持台獨與本土利益。形成舊地主和老農民相結合，台獨的民族意識淩駕民生，族群認同掩過階級矛盾了。「三七五減租」的成功，也基本打破了原有的階級。直到最近，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惡化，台灣出現了新貪階級，而陳水扁這貧農之子就是代表。
台灣聯合報7月28日的社論，提出了這批老地主為了台獨，要去保新貪階級的弔詭現象，社論說：「深綠（極獨）大老中，不乏與辜寬敏（辜振甫之弟。）身世相類者。他們原本是皇民地主，卻因國民黨（外來政權）而損失了既得利益，尤以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使許多富豪傷筋動骨，遂與國民黨成為不共戴天之仇；二二八的歷史悲劇，及中共政權早年的恐怖專政，則使他們的政治立場儼然更具正義感與正當性。這些大老中，有不少人皆像辜寬敏那樣生活相當優渥，他們自命不凡，不屑與國民黨政權為伍；遂以反國民黨、反外省人及追求台獨為人生的最高價值目標。倘若今日要這些深綠大老們承認內外情勢已經不變，台獨是（自欺欺人），那不啻形同要他否定畢生的政治信仰與畢生的政治奉獻，即無異於要他否認其全部的生命意義。對於他們來說，當然仍然寄望陳水扁在任內能正名制憲，而不問陳水扁有沒有資格及有沒有能力再作為『台灣認同』的代言人。因為，陳水扁已是他們在政治長河中的最後一根浮木。」
結論，台灣的「三七五減租」是一項正確合理、合乎社會公平，有助當時政治穩定的政策，但這一切努力在國家不能統一，台獨火中取粟之後，全都變質了。經濟生產的變革會使當年成功的政策在後來出現問題，但是台灣卻加入了政治的因素，「三七五減租」當年是有政治的考慮，這項慮要防堵的政治因素，因為國家不能一統又被強化、惡化了。這就是今天台灣許多問題的根源。
這裡有人把郭冠英一百多篇都備份重po了
http://www.1949er.org/chat/index.php3?read+1236923508
在台灣，那時大陸還叫「匪區」。「土地改革」這四個字是不能簡稱為「土改」的。因為「土改」是「共匪」的暴政，「土地改革」才是政府的德政。就像後來在台灣，「中華民國」絕不能簡稱為「中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蔣介石時代誰敢這樣講，鐵當匪諜關入大牢。這十年來，台獨政府是「逢中必反」、「聞中就推」，一直想把「中鋼」、「中船」、「中油」、China Airline的中名改掉，只不過因本身注意力集中到貪汙撈錢上面，故此項努力勢頭受限。
在台灣的中年人，對「土改」和「土地改革」的異同，一般是不去追究的，就像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大家也視而不見一樣。那是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年代。早年國府是一邊大喊實行三民主義，一邊又大喊反共。所謂大陸「土改」就被說是暴力的、殺地主的，而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是和風細雨的、合理的、互蒙其利，地主佃農都高興的。說是地主分田地給佃農，拿到國家給的補償債券，於事工業生產、賺大錢、天下太平。我們當年被宣傳就是這麼認為。我們沒去追究人性最基本的原則，你把一個人的利益拿走，他怎麼會高興呢？好像台灣的地主都是聖人，都願意「為人民服務」，都堅決擁護政府。當然不是，但那時地主是有氣不敢出，隱藏著，因為政府有槍桿子。
「三七五減租」又歸功於台灣省主席陳誠，這點蔣介石似較少居功。他兒子的政宣傳似乎也不敢把這點都搶為父親的功勞。那時蔣介石被稱為「民族救星」，現在這一稱號在北韓還有保存，可謂「野失求諸禮」。他的豐功偉績是反攻大陸，不在乎這點治台的小功勞。
土地改革就與陳誠連在一起，他死時有很多農民到他的靈前致祭痛哭。但去年台灣出了一個很好的紀錄片，叫「無米樂」，講台灣農村幾個老農的生活。他們看到農田的蕭條、退耕，只能唱「無米樂」歌來樂天知命。這部紀錄片說的是農業轉型中世界各地都有的現象，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影響尤大，對大陸的農民看來也應是十分有教育意義的，而尤其是這部紀錄片又拍得那麼溫馨深入，但其中有句話很重要，即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農說起「土改」，說當時農民叫陳誠「阿公誠」，地主叫陳「賊仔誠」。可知當時階級矛盾之巨。
還有刻意被忽略的是「儀誠同宗」。國府中研院出版的「丁廷楣訪談錄」就載，陳誠曾說：「我的三七五減租，多是依據陳儀的的規劃。」即「三七五減租」、經濟統制等措施，都是陳儀所設計的，結果因為經嚴政寬，軍隊又調回大陸而起了「二二八之變」，陳儀下臺。但陳儀的經濟政策並無不對，後來還是由陳誠蕭規曹隨。若陳儀不死，「三七五減租」的功勞必然記到他頭上。
從大歷史來看，「三七五減租」在中國、在台灣省歷史的定位就比較清楚。孫中山當年革命也打著「平均地權、挾助工農」的口號，國共和作也是基於此。國民黨也是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到台灣20年都如此宣稱。當時被稱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可恥的。只是後來軍事北伐、政治南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與士紳階級的作，不再強調土地改革，而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又太過火，因此內戰十年。但國民黨一是基於原有的理想，一也是想和共產黨爭取農民的支持，對土改並不是反對的，像在浙江一帶，就實行過「二五減租」，陳誠也如此主張。蔣經國的贛南新政也對土豪劣紳深具反感。只是整個國民黨政權主要仍依靠地主士紳，加上連年戰亂，「土改」政策一直不能落實，最終敗退台灣。
但台灣的情形不同，中央政府與台灣的士紳沒什麼關係，這也是台獨稱的「外來政權」，有時外來政權反而好辦事，沒包袱。這種情形今天台灣很多人已有思考。即「外來政權」本來是貶字，但他們看到台灣的「本土政權」做的這麼爛，口喊民主其實只是以「本土認同來毀蝕民主」，大家反懷念「外來政權」、老國民黨了。外來政權沒包袱，反較廉潔為公。若台灣要救贖，現在只有靠再度的外來政權，因為連國民黨都在本土化之下有了黑金的包袱，難以做根本的改革了。而台灣光復後的情勢是，陳儀勵精圖治，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他實行統制經濟及土改政策，又因為台灣的地主士紳多是皇民化階級，這裏而不但有民生矛盾（階級），還有民族矛盾（中日）。而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正是一石二鳥的做法，但陳儀只當政一年半，根本沒時間推行土改，就因二二八離台。若他已先實行三七五，那現在陳儀頭上的罪狀又多一條，說他是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激起民變。
到陳誠在一九四八年主台政，就知道土改有「削藩抵共」之效。而且土地不是我的，革他人的命當然好辦。沒有大陸的包袱，又可爭取農民，斷了共產黨發展的溫床。台灣這些地主士紳，從二二八以後，也證明不可靠，有潛在的皇民化意識，故三七五減租就大力推行。所以歷史對陳儀實在不公。陳儀沒有來得及「三七五減租」，只行了一些經濟統制措施，二二八就被指「窳政」，激起民變，但陳誠行他留下的政策，經濟上更嚴，改革衝擊更大，只是因為有槍在手，地主不敢做亂，陳誠就功成名就，陳儀卻身死貶辱。
二二八以後，少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台人，不是隨謝雪紅逃到大陸，就是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清洗。而有台獨皇民思想的人就跑到日本，以後的廖文毅到李登輝，就是這條線。像台中的林獻堂是大地主，他在二二八庇護了長官公署的財政廳長嚴家淦，被人傳誦，但大家略而不提的是，林獻堂後來因為土改分他的地不滿，成為支援廖文毅在日本搞台獨的金主。這批地主潛伏了許多年，到台灣解除戒嚴以後，又浮出了臺面，搞反攻倒算，支持台獨，後來還有股翻案風，拿出老地契，要求取回分走的土地。他們眼紅也有道理。土地分給佃農，雖然生產情緒提高，有助農業生產，台灣後來的精緻化農業，包括水果的改良，都與此有關。加上成功運用美援，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這都是台灣農村經濟良好的因素。但這種小農經濟也不適合大面積的機械化農業改良，人工和土地的成本居高不下。但後來台灣的中小型企業發展，經濟起飛，又緩和了農業衰退的矛盾。農業現在台灣的經濟產值比重中降得很低。工廠、城市的擴張，農民變成地主了，甚至企業家也變成農民了，用這身份去購買土地。很多農民成了暴發戶，看在原來地主的眼裏當然不滿。
但是農民雖然身受土改之利，由三級貧戶翻身成了有產者，他們當初感謝政府，但久了族群利益壓過了感恩，也可說是忘恩負義，他們也受士紳的鼓吹而支持台獨與本土利益。形成舊地主和老農民相結合，台獨的民族意識淩駕民生，族群認同掩過階級矛盾了。「三七五減租」的成功，也基本打破了原有的階級。直到最近，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惡化，台灣出現了新貪階級，而陳水扁這貧農之子就是代表。
台灣聯合報7月28日的社論，提出了這批老地主為了台獨，要去保新貪階級的弔詭現象，社論說：「深綠（極獨）大老中，不乏與辜寬敏（辜振甫之弟。）身世相類者。他們原本是皇民地主，卻因國民黨（外來政權）而損失了既得利益，尤以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使許多富豪傷筋動骨，遂與國民黨成為不共戴天之仇；二二八的歷史悲劇，及中共政權早年的恐怖專政，則使他們的政治立場儼然更具正義感與正當性。這些大老中，有不少人皆像辜寬敏那樣生活相當優渥，他們自命不凡，不屑與國民黨政權為伍；遂以反國民黨、反外省人及追求台獨為人生的最高價值目標。倘若今日要這些深綠大老們承認內外情勢已經不變，台獨是（自欺欺人），那不啻形同要他否定畢生的政治信仰與畢生的政治奉獻，即無異於要他否認其全部的生命意義。對於他們來說，當然仍然寄望陳水扁在任內能正名制憲，而不問陳水扁有沒有資格及有沒有能力再作為『台灣認同』的代言人。因為，陳水扁已是他們在政治長河中的最後一根浮木。」
結論，台灣的「三七五減租」是一項正確合理、合乎社會公平，有助當時政治穩定的政策，但這一切努力在國家不能統一，台獨火中取粟之後，全都變質了。經濟生產的變革會使當年成功的政策在後來出現問題，但是台灣卻加入了政治的因素，「三七五減租」當年是有政治的考慮，這項慮要防堵的政治因素，因為國家不能一統又被強化、惡化了。這就是今天台灣許多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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