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婆的手有點兒晃,因此剝完的毛豆落在盆裡的少,落在桌面的多,因此剝著剝著常常會自己訕訕地笑著,而她一笑,老薛也笑了,我們也跟著笑了……


十二歲那年,父親經商失敗,在亟需大量資金周轉卻因門衰祚薄而借貸無門的情況下,竟瞞著家人找了地下錢莊。沒多久,不堪錢莊滾雪球般的利息,且預料即將東窗事發,父親便帶著姊姊和我從原本的生活圈中逃逸,改名換姓在台灣的各個縣市間轉徙流離。那段日子棲身於各個廉價旅社,日裡夜裡的每一個腳步聲都能牽動神經末梢,父親總在床上翻來覆去,翻出了好多白頭髮。


幾個月後,終於在台北暫時落了腳,因為父親說:「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那年發生了許多事,都因為過於緊張急慌而如浮光掠影一般轉身即逝,然而至今我仍記得老薛以及那個老舊的麵攤。

廚藝很好的父親在萬芳醫院旁擺起一個小攤子,賣小吃和熱飲。每天下午三點出攤,晚上十二點收攤。剛開始沒有固定客源,所以生意不太好,一天收入大概只有一兩千塊,扣掉成本,只有蠅頭小利;若又遇到警察開單,簡直所剩無幾,甚至不賺反賠。每到晚餐時間,父親都會炸幾片臭豆腐自己吃,而給我們兩百元去吃晚餐。姊姊和我總是到一家老字號的燒臘店買便當回來,吃幾口便說吃不下,央求父親幫我們解決掉,那時父親總是皺著眉,彷彿在說:「以後吃不下就別買這麼多。」在回家的路上父親的表情總是鬱鬱的,常常一路無話,只聽見雨刷聲以及打方向燈搭搭搭搭的聲音。姊姊和我坐在老舊發財車的前座,常常搖著晃著就擠擠挨挨地睡著了。

父親用料非常實在,且待客誠懇,對每一個小步驟都不肯馬虎,因此生意漸漸上軌道。有了固定的客人,營業額比較穩定之後,父親的眉頭鬆開些,並且會在收攤後帶我們去吃消夜──那是一天之中我最期待的時刻。

一個冬日的深夜,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前面隱隱有招牌還亮著,上面寫著「老薛牛肉麵」,父親便在路旁停了車。拾著約莫十幾階灰撲撲的水泥階梯而下,滷肉的香氣便撲鼻而來,三人一試成主顧。除了老薛的東西樣樣好吃又便宜之外,雖然這樣說有些奇怪,但去到那裡會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父親在那裡話多了,表情也豐富了,暫時恢復以前幽默開朗的模樣。雖然那時距離出事不到一年,但聽到父親的笑聲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現在回想起來,那家麵攤的位置應該是一個社區的入口處。因為社區位在山坡上,所以攤子就像是在地下室,十分潮濕,但也比較暖和。階梯下擺著一輛高高疊著碗盤的銀色攤車,旁邊有三張小方桌,每張方桌配四張木圓凳;最裡頭的一張桌子上放了台具有錄放功能的黑色收音機,天線伸得很長,但仍然有雜音,收音機傳出的多半是老歌。夜深了,收音機的音量相當節制。

半夜一點多,除了我們,沒有其他的客人。老闆戴著軍綠色的毛帽,用一條棗紅色的抹布用力地擦拭攤車面板。那應該就是老薛了。最裡面的那張桌子旁坐著一位和老薛一樣老的婆婆,婆婆矮矮胖胖的,一張孩子式的團臉,深深的雙眼皮,長長的眼角,以及一個塌塌大大的鼻子,嘴的周圍布滿小籠包式的皺褶。老婆婆戴著同樣的軍綠色毛帽,圍著咖啡色格子圍巾,低頭對著一個深藍色塑膠盆剝毛豆。老婆婆的手有點兒晃,因此剝完的毛豆落在盆裡的少,落在桌面的多,因此剝著剝著常常會自己訕訕地笑著,而她一笑,老薛也笑了,我們也跟著笑了。有幾個夜裡實在是太凍了,令人做什麼都提不起勁。那樣的夜裡老婆婆的頭會越來越低,越來越低,然後就這樣停在半空中,過了一會兒,老薛便會慢慢地走了過來,拿下婆婆的眼鏡,說:「天冷,進屋了吧,先睡。」婆婆總是搖搖頭,睜開眼睛慌慌張張地問:「我的眼鏡呢?」然後,老薛會回答:「喏,給你擱桌上。」婆婆聽完後頭又垂了下去。這時老薛會輕輕地撥開毛豆和盆子,換上一個繡著大紅牡丹的枕頭。老婆婆不必張開眼睛也能正確地緩緩地枕在牡丹花上,過不到兩分鐘便會發出鼾聲。祖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也許從婆婆身上看見別的什麼,因為他總擔心這樣睡著會不會著涼,面露關切地望著老薛。老薛說:「她這脾氣,拗的!非要等我,沒辦法。」父親說:「有沒有考慮早點收攤?開太晚了。」老薛不疾不徐地說:「不成不成,總得要讓晚回家的人有熱呼呼的麵吃唄。」這麼一講,父親便沒得回了,因為我們一家便是受惠者之一。在嚴冬的深夜能吃到熱呼呼的麵,喝到熱呼呼的湯,實在是一件幸福的事。

父親每次一看到老薛的臉,第一句話就是:「一樣。」叼著菸的老薛點點頭,打開小木櫃的綠紗窗,拿出滷菜俐落地切著剁著,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模樣。老薛用的菜刀和木砧板都比一般人用的厚重,豆豆豆豆的聲音規律而厚實,令人聽著便有一種安穩之感。父親點牛肉湯麵,姊姊和我點的是乾麵,麵要寬的──老薛自己擀的家常麵嚼勁十足。姊姊會點一隻鴨頭──滷到骨頭都酥了,可以直接下肚。老薛總是在我們的麵裡加顆免費的滷蛋。老薛的滷蛋特別大,我問老薛是不是只用巨無霸雞生的蛋,老薛瞇著眼,彈了下菸灰,說:「那是鴨蛋哪。」

從滷菜櫃以及醬料桶推想老薛的生意應該滿好的,不過也許是我們實在是太晚去了,幾乎每次都只有我們這一桌客人。我們應該是老薛最後的客人,但老薛從來沒有在我們用餐時一邊打烊,也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露出勞累整天後的倦容,大概因為同樣做小吃這行,我知道這點相當不容易。一個多月中幾乎夜夜都去老薛那邊報到,每次都是同樣的畫面,溫馨而靜好──「紅泥小火爐」的味道。

這樣的靜好突然起了變化──後方那個剝毛豆的婆婆不坐在那裡了。也許實在太冷了,婆婆終於聽話乖乖進屋睡了。過幾天去,老薛的招牌竟然沒亮,趨前一看,果真沒有營業。隔幾天去,午夜的整條街仍是暗的;隔幾天再去,招牌的燈仍然沒亮。「老薛究竟去哪兒了呢?該不會發生了什麼意外?」這樣的疑問相信也出現在父親和姊姊的腦海中,但三人刻意不去討論這件事,因為人多半在面對自己在乎的事時便會變得特別迷信,彷彿一說出口,所有不該發生的事都會發生。

不知不覺地,不用再穿外套了,父親將燒仙草的牌子拿下,換上愛玉冰的看板。不那麼冷了,我們就可以比較早收攤了。父親有時候會帶我們去陽明山吃披薩看夜景,有時候會帶我們去貓空喝碧螺春嚼魷魚絲嗑瓜子。

一個夜裡,又經過那條街,遠遠就看到老薛的招牌竟然亮著!霎時車內響起一陣歡呼。衝下台階,老薛竟然不在攤子旁邊,原來他坐在最裡頭的桌子旁低著頭剝毛豆。那個畫面有著說不出的突兀,不過我一時之間也無法完全明白究竟哪裡不對勁,坐下時才驚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薛坐著。父親大聲地向老薛打招呼,聲音因為太高興而略略上揚且顫抖。老薛緩緩地抬起頭,僵硬地轉動脖子找尋聲音的來源,雖然仍然斜斜地叼根菸,然而眼神渙散,眼泡浮腫得更大了,灰白的鬍渣像是抹上整盆菸灰。整個人都不對了。老薛旁邊擺著一個木質相框,裡頭裝著一幀黑白相片,我在第一時間沒認出來,因為相片中的人沒有戴那頂毛帽,也沒有圍圍巾,但那人不是婆婆又是誰呢?一樣是孩子式的團臉,深深的雙眼皮,長長的眼角與塌塌大大的鼻子。大概婆婆已經許多年沒有照相了,眼神怯怯的,像個初到新班級的女學生,站在台上,看哪兒都不自在。說來慚愧,我竟然會害怕那張照片,只看了一眼頭便低了下來。

我以為父親會問老薛的近況,沒想到父親還是向老薛說:「一樣。」這次的聲音沉了下去。老薛放下毛豆,將雙手在藍圍裙上抹了抹,然後緩緩而重重地點點頭,便走到攤車旁打開綠紗窗。一陣豆豆豆豆之後,老薛端上一盤豬耳朵和海帶豆乾的小拼盤。之後,又端來三碗餛飩麵。老薛又回去剝毛豆,頭低低的,手有些發晃,毛豆落在盆裡的少,落在桌面上的多。小拼盤中的海帶和豆乾滷得相當入味,但豬耳朵本應切成條狀卻沒切斷。雖然麵裡依舊多放了顆滷蛋,但不知怎麼吃著吃著眼睛便霧了。三人默默地吃著,除了吸麵條時發出的窸窸窣窣聲之外,沒有人有一句話,並且知道彼此心裡都想著同一件事:老薛這裡也許再來也沒幾次了。

又來了一桌客人。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喝了酒,大聲吆喝著:「老薛,來三碗牛肉麵,一碗乾麵。來個拼盤,隨你拼。要鴨頭。」另一名男子突然說:「你前陣子怎麼啦?我好幾次專門開車來這,跑哪去啦?還以為你賺飽了不幹了。」老薛也不朝那人看,機械性地拿起大圓勺舀湯。滷鍋咕嚕咕嚕地燉著,老薛掀開鍋蓋,香味隨著煙霧瀰漫,老薛的輪廓在煙霧中模糊了一下下。鄧麗君在嘶嘶嘶的雜音中輕輕地唱著:「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2010/05/20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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