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人民音樂作者： 樊祖蔭時間： 2009-10-27
我國傑出的民間音樂大師阿炳（原名華彥鈞）出生於1893年8月17日，2008 年是其誕辰115週年。
阿炳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我們永遠紀念。他在多方面習得、掌握了江南的道教音樂與民間音樂之後，予以融會貫通，以其對現實生活的真切感受，運用中國固有的音樂思維創作出了既富濃郁的傳統韻味、又具鮮明的個性特色和時代新意的音樂作品。他所留下的作品雖然僅有六首，即三首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聽松》、《寒春風曲》和三首琵琶獨奏曲《大浪淘沙》、《龍船》、《昭君出塞》，但大多是他久經磨練的力作，其中《二泉映月》、《大浪淘沙》還入選了二十世紀華人經典音樂作品，《二泉映月》更以其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征服了各國聽眾，被國際樂壇公認為世界不朽名曲，並成為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橋樑。 “阿炳音樂”是中華民族音樂寶庫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藝術珍品，也是非物質文化中一顆熠熠閃光的璀璨明珠。
特殊類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阿炳的音樂以非物質形態存在，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採用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因此無疑是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阿炳生前的身份是民間藝人——以街頭賣藝為生，因而他的音樂屬於民間音樂的範疇；又因他的演奏和創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所以人們稱他為民間音樂家或民間音樂大師。他的音樂創作不同於專業作曲家以文本（樂譜）為載體的方式，而是靠長期即興的創作演奏實踐積累磨製而成，其高超的技藝中蘊涵著濃厚的民族文化，貫穿著民族音樂思維，具有典型的非物質文化特徵。但它同一般常見的非物質音樂文化又有不少區別，例如，它不是集體創作的產物，也不是一個樂種，更因不收徒弟而沒有一個直接的傳人等，因此從其存在方式來看，可以說是屬於特殊類型的非物質文化。正因為是特殊的非物質文化，也就產生了特定條件下的保護方式、傳承方式和開發方式。
特定條件下的保護方式
阿炳生活在20世紀的上半葉，他原本是一個社會地位不高的當家道士，而內憂外患、戰火連年的社會大動亂則對阿炳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衝擊和影響，再加上他的父親去世、他本人的雙目失明等先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他從一個當家道士淪落為社會底層的街頭賣藝之人。他的音樂創作抒發了被壓迫、被欺凌者心靈深處的痛苦和不屈的憤懣抗爭之情；他的藝術活動，諸如拉二胡、彈琵琶、說新聞等，其內容大多是發洩對舊社會反動統治和黑惡勢力的不滿情緒的，因此受到廣大勞苦大眾的熱烈歡迎而為統治者所憎恨。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阿炳及其藝術根本不可能得到社會的重視，更不可能對其進行保護，至新中國成立前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保護阿炳音樂創造了社會條件。而具體實施保護和搶救的則是楊蔭瀏先生。楊蔭瀏先生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史學家，一位畢生從事收集、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大家，他是阿炳的同鄉，比阿炳小六歲，在其十二歲時就向阿炳學習過琵琶和江南絲竹的演奏，以後又有過數次接觸，在他與阿炳長達數十年的師友之交中，對阿炳音樂的價值有著十分真切的認識和了解。因此，全國解放不久，在他剛擔任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所長之後，即把阿炳列為首要的研究對象，並於1950年利用暑假時間，與曹安和教授一起帶著當時國內罕見的鋼絲錄音機南下無錫為阿炳的音樂作品進行錄音。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把阿炳創作並演奏的作品錄製下來，即是最好的保護措施。其時，阿炳由於身體、經濟和年齡等方面的原因，已荒棄音樂達三年之久，連樂器都沒有了。於是阿炳提出要幾天的時間進行恢復，楊先生又為其從樂器店借來了二胡與琵琶，經過三天的練習（街頭賣藝）之後，於9月初分三次先後錄成了三首琵琶曲和三首二胡曲。儘管由於種種原因，當時未能把阿炳所創作和掌握的更多音樂作品錄製下來，留下了很大遺憾，但楊蔭瀏先生這一次的錄音，搶救了“阿炳音樂”中的精華——中國音樂的珍品，因此，應該說這是在20世紀中國新音樂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如果沒有楊先生的及時搶救，“就不會有阿炳其人其樂揚名享譽海內外的今天”。因為，這次錄音過後僅僅三個月，阿炳即於1950年12月4日與世長辭了。
楊先生為阿炳錄音的1950年9月，離新中國成立只有一年時間。新社會雖為民族音樂的研究提供了初步條件，但當時國家百廢待興，尚無更多的精力來關注非物質文化，那時也沒有“非物質文化”的概念。但他卻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對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豐富閱歷，充分認識到阿炳音樂的歷史文化價值，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搶救。可以說，楊蔭瀏先生是新中國保護非物質文化事業的開創者和先驅者。在當前我國大力開展保護非物質文化的工作中，我們一定要以楊先生為榜樣，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自覺地、身體力行地投入到這一偉大的事業中來，不僅使類似“阿炳式”的人物及其音樂文化得到搶救，也能使更多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不讓它們在我們的手上流失，以為保存我們祖國和世界的文化多樣性與文化建設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特殊的傳承方式
楊蔭瀏先生回到北京之後即與曹安和先生一起對阿炳的錄音進行了記譜整理工作（《二泉映月》由楊先生親自記譜，其它五首由曹先生記譜），他還寫了介紹阿炳及其音樂的文章，連同六首樂曲一起編成《瞎子阿炳曲集》於1952年交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1954年音樂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訂版《阿炳曲集》；中國唱片社也隨後將《二泉映月》、《聽松》、《大浪淘沙》和《昭君出塞》的原始錄音製成唱片出版發行，自此之後，阿炳的音樂得到了廣泛流傳。
阿炳音樂的傳承方式也極為獨特，它與一般的非物質音樂文化依靠傳人來傳承的方式不同，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由於阿炳沒有親傳弟子，他人的學習只能依靠聽阿炳的錄音、看出版的樂譜以及了解阿炳的生平經歷和生活環境等方式來進行，這種傳承方式可謂之“間接傳承”；其二，阿炳的音樂屬於民間音樂，但同樣由於沒有直接傳人的原因，他的音樂並沒有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卻主要是通過專業的音樂院校和專業的演奏家們來傳承的。中國的二胡演奏家們（他們中的很多人又是音樂院校的教授）有哪一個沒有演奏過《二泉映月》與《聽松》的呢？音樂藝術院校中的二胡專業有哪一個不選《二泉映月》與《聽松》為其主要教學曲目的呢？這種以專業音樂教育為主的傳承方式，在中國的非物質音樂文化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當前，保護非物質文化的學界一再呼籲學校音樂教育要引進戲曲、曲藝、民歌、民間器樂等的民間音樂品種，以求得非物質文化的“雙渠道傳承”（即民間的自然傳承和學校教育傳承），但對同是非物質文化的“阿炳音樂”而言，在這一點上卻早就做到了，並已成為專業音樂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沒有直接傳人的非物質文化的間接傳承工作，做得是如此之好、如此之普遍的現象和經驗，值得非物質文化的保護者們、研究家們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思考、研究和總結。
誠然，在這種間接傳承中，也有些問題是值得重視的。比如，在傳承其音樂（主要是指旋律與演奏技術）的過程中是否同時傳承了文化？單純依靠樂譜的傳承方式與民間音樂鮮活的傳承方式有哪些同異或優劣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阿炳音樂的傳承是同時注意到了文化的，很多名家在向學生傳授阿炳音樂的過程中，不僅在弓法、指法、音高、音準、節奏、力度、音色等技術層面上要求學生做好，同時也要求學生注重音樂的文化內涵，為學生提供許多研究、闡釋阿炳音樂的資料，有條件者還到江蘇無錫一帶去體驗生活等等。但也毋庸諱言，就其實際教學情況來看，止於技術層面的教學還是多數，至於如何通過學習阿炳音樂來了解、體會中國傳統音樂的創作思維方式等方面，也就被忽略了。另外，作為民間音樂範疇的阿炳音樂原來是相當鮮活的，而即興性即是其主要的創作表現方式，阿炳每拉奏一次《二泉映月》，總有或多或少的創造、發揮在裡面，但現在將樂曲的方方面面用樂譜形式予以固定之後，我們的學生們即使想要即興恐怕也做不到了。這種過於用“學院”化的教學方式來傳承阿炳音樂，是否也值得反思呢？
特殊的開發方式
國家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其中的“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包含著對文化遺產的各種開發和發展方式。 “阿炳音樂”的開發方式同一般非物質文化與旅遊相結合等的方式不同，它主要表現為將其改編成各種不同的音樂形式或文藝形式（也可說是一種“發展”方式）來予以傳播和擴大影響。
把阿炳的器樂曲改編成不同音樂形式的作品很多，單是《二泉映月》的改編版本就不下十餘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彭修文改編的二胡與民族管弦樂曲、吳祖強改編的弦樂合奏、丁善德改編的弦樂四重奏、王健填詞的獨唱曲等，其他還有改編成小提琴、鋼琴、古琴、古箏、笛簫、吉他、薩克斯管等獨奏或重奏形式的；此外，尚有命名為《二泉映月》的舞蹈、電影、配樂詩朗誦等不同的文藝形式。其中不少改編的音樂作品既保留了原作的精華和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了原作的思想內容，又作了不同側面的發展，適應現今人們的審美需求，能給人以藝術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啟迪。但也有一些作品卻改編得不盡如人意，譬如：有的弦樂改編曲“把阿炳的作品中獨具風格的剛健有力的滑指，處理得過分委婉圓滑，在揉弦和運弓等方面也過分強調純美的音響，使人感到在描繪月光水影、湖光山色等美不勝收的名勝風光方面著墨過多，而在原作品中所蘊藏的憂國憂民、蒼涼悲壯、亢奮激越的內涵方面表現太少，使原作品蒼勁渾樸的氣質和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音響幾乎喪失殆盡。”有的改編作品對原作不夠尊重，曾有音樂學家撰文予以批評：“有人將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編成小提琴獨奏曲時，刪去了原譜作為基本樂段的第一段和全曲發展篇幅最長大的第三段，從而就失去了原曲波瀾起伏、逐層擴展的結構特色，這顯然是對原作不夠尊重的一種表現。”除了上述之外，我以為多數的《二泉映月》改編曲中，較為註重原作對心靈深處痛苦之情的表現，而對同樣是原曲反映出來的抗爭精神和從優美旋律中流露出來的樂觀情緒這一面則表現得不夠充分。阿炳的一生固然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但他並不為沈重的生活所壓垮，從未停止過對光明的追求，他的性格詼諧幽默、豁達開朗，表現出不屈於現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如果仔細聆聽阿炳演奏的錄音，是完全可以體會到這一層音樂內容的。人們期待著更多的既尊重原作、又有新意的阿炳音樂的改編作品問世，讓“阿炳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藝術珍品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起到更大的社會作用。
我國傑出的民間音樂大師阿炳（原名華彥鈞）出生於1893年8月17日，2008 年是其誕辰115週年。
阿炳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我們永遠紀念。他在多方面習得、掌握了江南的道教音樂與民間音樂之後，予以融會貫通，以其對現實生活的真切感受，運用中國固有的音樂思維創作出了既富濃郁的傳統韻味、又具鮮明的個性特色和時代新意的音樂作品。他所留下的作品雖然僅有六首，即三首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聽松》、《寒春風曲》和三首琵琶獨奏曲《大浪淘沙》、《龍船》、《昭君出塞》，但大多是他久經磨練的力作，其中《二泉映月》、《大浪淘沙》還入選了二十世紀華人經典音樂作品，《二泉映月》更以其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征服了各國聽眾，被國際樂壇公認為世界不朽名曲，並成為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的橋樑。 “阿炳音樂”是中華民族音樂寶庫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藝術珍品，也是非物質文化中一顆熠熠閃光的璀璨明珠。
特殊類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阿炳的音樂以非物質形態存在，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採用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因此無疑是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阿炳生前的身份是民間藝人——以街頭賣藝為生，因而他的音樂屬於民間音樂的範疇；又因他的演奏和創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所以人們稱他為民間音樂家或民間音樂大師。他的音樂創作不同於專業作曲家以文本（樂譜）為載體的方式，而是靠長期即興的創作演奏實踐積累磨製而成，其高超的技藝中蘊涵著濃厚的民族文化，貫穿著民族音樂思維，具有典型的非物質文化特徵。但它同一般常見的非物質音樂文化又有不少區別，例如，它不是集體創作的產物，也不是一個樂種，更因不收徒弟而沒有一個直接的傳人等，因此從其存在方式來看，可以說是屬於特殊類型的非物質文化。正因為是特殊的非物質文化，也就產生了特定條件下的保護方式、傳承方式和開發方式。
特定條件下的保護方式
阿炳生活在20世紀的上半葉，他原本是一個社會地位不高的當家道士，而內憂外患、戰火連年的社會大動亂則對阿炳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衝擊和影響，再加上他的父親去世、他本人的雙目失明等先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他從一個當家道士淪落為社會底層的街頭賣藝之人。他的音樂創作抒發了被壓迫、被欺凌者心靈深處的痛苦和不屈的憤懣抗爭之情；他的藝術活動，諸如拉二胡、彈琵琶、說新聞等，其內容大多是發洩對舊社會反動統治和黑惡勢力的不滿情緒的，因此受到廣大勞苦大眾的熱烈歡迎而為統治者所憎恨。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阿炳及其藝術根本不可能得到社會的重視，更不可能對其進行保護，至新中國成立前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保護阿炳音樂創造了社會條件。而具體實施保護和搶救的則是楊蔭瀏先生。楊蔭瀏先生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史學家，一位畢生從事收集、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大家，他是阿炳的同鄉，比阿炳小六歲，在其十二歲時就向阿炳學習過琵琶和江南絲竹的演奏，以後又有過數次接觸，在他與阿炳長達數十年的師友之交中，對阿炳音樂的價值有著十分真切的認識和了解。因此，全國解放不久，在他剛擔任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所長之後，即把阿炳列為首要的研究對象，並於1950年利用暑假時間，與曹安和教授一起帶著當時國內罕見的鋼絲錄音機南下無錫為阿炳的音樂作品進行錄音。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把阿炳創作並演奏的作品錄製下來，即是最好的保護措施。其時，阿炳由於身體、經濟和年齡等方面的原因，已荒棄音樂達三年之久，連樂器都沒有了。於是阿炳提出要幾天的時間進行恢復，楊先生又為其從樂器店借來了二胡與琵琶，經過三天的練習（街頭賣藝）之後，於9月初分三次先後錄成了三首琵琶曲和三首二胡曲。儘管由於種種原因，當時未能把阿炳所創作和掌握的更多音樂作品錄製下來，留下了很大遺憾，但楊蔭瀏先生這一次的錄音，搶救了“阿炳音樂”中的精華——中國音樂的珍品，因此，應該說這是在20世紀中國新音樂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如果沒有楊先生的及時搶救，“就不會有阿炳其人其樂揚名享譽海內外的今天”。因為，這次錄音過後僅僅三個月，阿炳即於1950年12月4日與世長辭了。
楊先生為阿炳錄音的1950年9月，離新中國成立只有一年時間。新社會雖為民族音樂的研究提供了初步條件，但當時國家百廢待興，尚無更多的精力來關注非物質文化，那時也沒有“非物質文化”的概念。但他卻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對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豐富閱歷，充分認識到阿炳音樂的歷史文化價值，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搶救。可以說，楊蔭瀏先生是新中國保護非物質文化事業的開創者和先驅者。在當前我國大力開展保護非物質文化的工作中，我們一定要以楊先生為榜樣，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自覺地、身體力行地投入到這一偉大的事業中來，不僅使類似“阿炳式”的人物及其音樂文化得到搶救，也能使更多優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不讓它們在我們的手上流失，以為保存我們祖國和世界的文化多樣性與文化建設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特殊的傳承方式
楊蔭瀏先生回到北京之後即與曹安和先生一起對阿炳的錄音進行了記譜整理工作（《二泉映月》由楊先生親自記譜，其它五首由曹先生記譜），他還寫了介紹阿炳及其音樂的文章，連同六首樂曲一起編成《瞎子阿炳曲集》於1952年交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1954年音樂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訂版《阿炳曲集》；中國唱片社也隨後將《二泉映月》、《聽松》、《大浪淘沙》和《昭君出塞》的原始錄音製成唱片出版發行，自此之後，阿炳的音樂得到了廣泛流傳。
阿炳音樂的傳承方式也極為獨特，它與一般的非物質音樂文化依靠傳人來傳承的方式不同，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由於阿炳沒有親傳弟子，他人的學習只能依靠聽阿炳的錄音、看出版的樂譜以及了解阿炳的生平經歷和生活環境等方式來進行，這種傳承方式可謂之“間接傳承”；其二，阿炳的音樂屬於民間音樂，但同樣由於沒有直接傳人的原因，他的音樂並沒有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卻主要是通過專業的音樂院校和專業的演奏家們來傳承的。中國的二胡演奏家們（他們中的很多人又是音樂院校的教授）有哪一個沒有演奏過《二泉映月》與《聽松》的呢？音樂藝術院校中的二胡專業有哪一個不選《二泉映月》與《聽松》為其主要教學曲目的呢？這種以專業音樂教育為主的傳承方式，在中國的非物質音樂文化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當前，保護非物質文化的學界一再呼籲學校音樂教育要引進戲曲、曲藝、民歌、民間器樂等的民間音樂品種，以求得非物質文化的“雙渠道傳承”（即民間的自然傳承和學校教育傳承），但對同是非物質文化的“阿炳音樂”而言，在這一點上卻早就做到了，並已成為專業音樂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沒有直接傳人的非物質文化的間接傳承工作，做得是如此之好、如此之普遍的現象和經驗，值得非物質文化的保護者們、研究家們和政府相關部門的思考、研究和總結。
誠然，在這種間接傳承中，也有些問題是值得重視的。比如，在傳承其音樂（主要是指旋律與演奏技術）的過程中是否同時傳承了文化？單純依靠樂譜的傳承方式與民間音樂鮮活的傳承方式有哪些同異或優劣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阿炳音樂的傳承是同時注意到了文化的，很多名家在向學生傳授阿炳音樂的過程中，不僅在弓法、指法、音高、音準、節奏、力度、音色等技術層面上要求學生做好，同時也要求學生注重音樂的文化內涵，為學生提供許多研究、闡釋阿炳音樂的資料，有條件者還到江蘇無錫一帶去體驗生活等等。但也毋庸諱言，就其實際教學情況來看，止於技術層面的教學還是多數，至於如何通過學習阿炳音樂來了解、體會中國傳統音樂的創作思維方式等方面，也就被忽略了。另外，作為民間音樂範疇的阿炳音樂原來是相當鮮活的，而即興性即是其主要的創作表現方式，阿炳每拉奏一次《二泉映月》，總有或多或少的創造、發揮在裡面，但現在將樂曲的方方面面用樂譜形式予以固定之後，我們的學生們即使想要即興恐怕也做不到了。這種過於用“學院”化的教學方式來傳承阿炳音樂，是否也值得反思呢？
特殊的開發方式
國家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其中的“合理利用、傳承發展”包含著對文化遺產的各種開發和發展方式。 “阿炳音樂”的開發方式同一般非物質文化與旅遊相結合等的方式不同，它主要表現為將其改編成各種不同的音樂形式或文藝形式（也可說是一種“發展”方式）來予以傳播和擴大影響。
把阿炳的器樂曲改編成不同音樂形式的作品很多，單是《二泉映月》的改編版本就不下十餘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彭修文改編的二胡與民族管弦樂曲、吳祖強改編的弦樂合奏、丁善德改編的弦樂四重奏、王健填詞的獨唱曲等，其他還有改編成小提琴、鋼琴、古琴、古箏、笛簫、吉他、薩克斯管等獨奏或重奏形式的；此外，尚有命名為《二泉映月》的舞蹈、電影、配樂詩朗誦等不同的文藝形式。其中不少改編的音樂作品既保留了原作的精華和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了原作的思想內容，又作了不同側面的發展，適應現今人們的審美需求，能給人以藝術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啟迪。但也有一些作品卻改編得不盡如人意，譬如：有的弦樂改編曲“把阿炳的作品中獨具風格的剛健有力的滑指，處理得過分委婉圓滑，在揉弦和運弓等方面也過分強調純美的音響，使人感到在描繪月光水影、湖光山色等美不勝收的名勝風光方面著墨過多，而在原作品中所蘊藏的憂國憂民、蒼涼悲壯、亢奮激越的內涵方面表現太少，使原作品蒼勁渾樸的氣質和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音響幾乎喪失殆盡。”有的改編作品對原作不夠尊重，曾有音樂學家撰文予以批評：“有人將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編成小提琴獨奏曲時，刪去了原譜作為基本樂段的第一段和全曲發展篇幅最長大的第三段，從而就失去了原曲波瀾起伏、逐層擴展的結構特色，這顯然是對原作不夠尊重的一種表現。”除了上述之外，我以為多數的《二泉映月》改編曲中，較為註重原作對心靈深處痛苦之情的表現，而對同樣是原曲反映出來的抗爭精神和從優美旋律中流露出來的樂觀情緒這一面則表現得不夠充分。阿炳的一生固然承受了極大的痛苦，但他並不為沈重的生活所壓垮，從未停止過對光明的追求，他的性格詼諧幽默、豁達開朗，表現出不屈於現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如果仔細聆聽阿炳演奏的錄音，是完全可以體會到這一層音樂內容的。人們期待著更多的既尊重原作、又有新意的阿炳音樂的改編作品問世，讓“阿炳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藝術珍品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起到更大的社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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