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會》 相聲發展有自己的特點,來自市井和民間,主要功能通過笑來為底層群眾解意、開心,表達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相聲藝術如今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歷史,舊時的相聲通過岔曲說唱、喜劇小段,民間笑話,延伸出一種獨立形式,從單口,到對口再到群口,呈現出固定的表演模式。

馬三立的相聲帶有強烈的市民性。

侯寶林的相聲帶有中華民族的機智和文化。

劉寶瑞的作品以描述人情世態和社會不合理現象居多。

「百年歷史,三位大師」

  相聲界公認的祖師爺是朱少文(又作朱紹文,藝名“窮不怕”),而對相聲發展貢獻最大的則是張壽臣。

  中國相聲自從有了張壽臣先生,格調升高了,地位提高了,用句時髦的話說,開始和文化接軌了。但說到歷史,就不得不提三個人———馬三立、侯寶林、劉寶瑞。

  馬三立是平民藝術家,他的相聲帶有強烈的市民性,嘲弄神聖,啟發明志。因為生活在天津市井俚俗的環境中,所以他的表演從不裝腔作勢,沒有過於依附政治。主要作品充滿了小人物的矯捷、幽默和遇到尷尬的自我解脫、自我嘲弄。馬三立知名的相聲,比如傳統相聲《開粥場》———幻想自己很富有,要開粥場,周濟窮人。通過理想幻覺的破滅,引起人們的哄笑。再比如嘲弄神聖的作品《吃元宵》———孔子在周游列國遇到尷尬的時候也做出了常人不齒的事情———元宵一文一個,孔子改為一文十個。

  通過調侃孔子造成反差,取得會心的一笑。這都是經典作品,藝術家通過相聲反映了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

  相對於馬三立,侯寶林的相聲更講求文化品位,喚醒人們認識社會,以人為本。是他把相聲從市井藝術的格調中拔高,去偽取精,讓相聲登上大雅之堂。他的作品帶有中華民族的機智和文化。比如侯寶林的代表作《關公戰秦瓊》。這個作品在非常的環境下違背常規的合理性,由大軍閥操縱,讓不是一個年代(漢、唐)的兩個人打仗,荒唐對荒唐,於是演出了一場鬧劇。“我在唐朝你在漢,咱倆打仗為哪般———讓你打來你就打,你若不打他不管飯”。原來,在一定的時候,為了吃飯,原則是可以改變的,這才是經典的相聲,既有娛樂作用,又有笑后引人思索的作用。

  單口相聲大師劉寶瑞與前兩位大師又有不同,他被稱為中國短篇小說的勁敵。

  他的作品以描述人情世態和社會不合理現象居多,除了勸解人們遵守傳統道德,也有反諷的意味。比如《賈行家》———賈行家急於開藥鋪,找的合作伙伴是滿不懂,由於不了解內部結構,沒有科學態度而簡單對待生意,結果把老婆孩子都作為商品賣了———賈行家一當家,傾家蕩產。這個簡單的段子告訴我們必須講求科學發展觀,如果像賈行家這樣,隻能使社會倒退,家庭破裂。

  廣播時代馬季脫穎而出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藝術家在自己演出、培養學生、繼承傳統中作了努力,比較典型的就是相聲改進小組。這是相聲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階段,老藝術家開始意識到僅僅是民間藝人不能拯救相聲。他們非常明智地拜師求教,侯寶林、高鳳山等向老舍等請教,從那時起,相聲作品更加注重提高品位。當時包括老舍都參與了相聲創作,作品體現了對新生活新思想的歌頌,比如,常寶華早年相聲《水兵破迷信》。

  不久后,常寶華、馬季等新一代相聲人脫穎而出,他們經歷過新舊社會的演變,對相聲形式從小耳濡目染。而在他們成為藝術家之前又受到新中國的政治教育和培養,於是他們發現舊社會諷刺黑暗落后,追求美好生活的相聲,已經不適應新時代的需求,需要轉變傳統技法,融進時代精神。

  馬季年輕時是新華書店非常優秀的青年先進生產者,業余生活喜愛相聲,1958年左右,他參加全國匯演,被侯寶林發現后脫穎而出。因為對新中國的熱愛和新生活的向往,他的作品多以歌頌登山英雄、勞動模范、解放軍等為主。上世紀60年代,他的代表作《女隊長》,反映當時的女強人破除舊社會封建迷信,產生了很大反差,后來又創作《畫像》,說的是畫家去山東為勞動模范畫像,但總也畫不完,因為勞動模范太忙了。他的另一篇《找舅舅》,則反映了新舊社會的變化。

  馬季熱愛生活,用詩一樣的語言來制造健康明朗的笑聲。他的諷刺鋒芒也很厲害,比如《多層飯店》,諷刺了改革開放中,繁瑣的社會管理弊端﹔《打電話》,反映當時許多人打電話不講求社會公德的社會現象。在當時的影響都非常大﹔《吹牛》反映了當時的浮躁和社會妄談的弊端﹔《五官爭功》反映出整體合作的必要性。類似這些題材,過去也有,別的藝術品種也有,但都沒有能像馬季那樣能把社會生活巧妙融在這種形式裡。

  1976年,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思想解放了,相聲也得到了解放,於是當時的相聲新人和相聲作品層出不窮。就在當年,我(姜昆)的《如此照相》、《迎春花開》脫穎而出,由於其作品的宣傳力度和舞台張力在同輩中遙遙領先,於是很快成為同時代誕生的相聲演員中的佼佼者。

  當時還有許多經典作品,對四人幫進行了形象的批判,比如常寶華、常貴田的《帽子工廠》、《狗頭軍師張》、馬季的《舞台風雷》,相聲藝術一躍成為當時的主流娛樂方式,到了1978年,聽相聲已經成為全民娛樂的方式。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相聲開始批判社會不良現象,愛情觀婚姻觀,后來又有建設新農村、發財致富的主題思考,向新的社會時弊進行抨擊。相聲界出現了許多主題專場,如社會道德專場、精神文明專場、理想道德情操專場等,李金斗、侯耀文、師勝杰、高英培也在當時脫穎而出。

  在電視還沒進入千家萬戶之前,收音機便是相聲的傳播渠道,為了聽相聲,收音機一度成為脫銷產品。進入80年代,藝術家開始創作新作品抨擊社會不良現象。比如侯躍文的《財迷丈人》、李金斗的《武鬆打虎》,王謙祥、李增瑞的《馴馬專家》,在當時,都贏得了一片叫好聲。尤其是我(姜昆)和李文華的《詩歌與愛情》、《霸王別姬》、牛群的《威脅》,反映了80年代的創作主流。

  1982年,我(姜昆)演出了牛群和崔喜躍創作的《祖爺爺的煩惱》,通過祖爺爺對人口泛濫的擔憂,倡導計劃生育問題﹔《威脅》倡導家長提高文化素養,當孩子的合格爸爸。這個時期,相聲藝術家通過經典作品,表現出對社會問題的關照,發揚了相聲一貫的優良傳統。

  電視時代既是催生婆又是催命鬼

  相聲演出的形式應該多種多樣,小劇場大劇場、體育場、廣播、電視、網絡。

  從電視而言,它既是相聲的催生婆,又是催命鬼。

  催生婆是因為它讓相聲人在傳媒的慣性之下必須去思考創作新作品,催命鬼,是說很多需要雕琢的作品沒有足夠的時間達到精益求精,這也讓一些沒有成功的藝術家一蹶不振。

  80年代后,電視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大眾的娛樂消費產品。也就在那段時期,中央電視台意識到了相聲的作用。

  1986年,在中央電視台台長胡民生的倡導下,舉辦了第一屆全國相聲大賽,這對於相聲力量的整合,團結隊伍,推出新人新作,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前面所說的李金斗的《武鬆打虎》、王謙祥、李增瑞的《馴馬專家》都在那次大賽中一炮而紅。過了一年多,在大連舉辦的“星海杯業余相聲大賽”中,馮鞏脫穎而出,獲得當年捧哏一等獎。第二年,中央台第二屆相聲大賽再次舉辦。

  1988年,吉林省曲藝家協會作了十大笑星評選,發動全國人民投票,馬季成為十大笑星之首,接下來有姜昆、唐杰忠、李文華、侯耀文、李金斗、常寶華等等。同時期,馬志明的《糾紛》、《笑星傳奇》也在全國走紅。牛群和馮鞏第一次搭檔講了《老鼠尾巴的故事》,講的是弄虛作假,諷刺了不正之風。這個階段,相聲仍呈現出繁盛的局面。

  雖然80年代的新人新作再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1985年,我(姜昆)的一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們這群相聲工作者的煩惱。我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憂與慮》的文章,闡述了當時的危機感,“我過去創作一段相聲,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構思命筆,排練演出,反復修改,最后錄音錄像。《如此照相》寫了半年,《詩歌與愛情》寫了八個月。現在演出倒一天比一天多,一年中居然分不出”熱季 “”淡季“了。我擔心自己能不能適應人們對相聲熱切要求的形勢。”

  我們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歌曲、卡拉ok開始進入人們的生活,對相聲產生了更大的沖擊。

  90年代后,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人們的價值觀、金錢觀、人生觀再一次發生了變化。而此時,相聲表面上轟轟烈烈,主流隊伍卻也出現了異化,開始朝貴族發展。這是個值得思索的歷史階段。

  1985年,我(姜昆)當選了中國曲藝家協會的副主席和中國廣播說唱團團長的職務。由於中央電視台的大賽啟發了我們這些年輕的藝術家,於是,我們舉辦了《禹王亭杯相聲征文大賽》。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山東有個縣的酒廠找到我們,希望幫忙請歌星等演出一台晚會,整台晚會大約籌集資金20萬元。

  我們認為,這種演出,並不會給許多人留下印象,不值,於是說服廠長扶植相聲,同時也給工廠打出了品牌。這種創意得到了中國廣播藝術團以及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者們的支持。在那次征文活動中,李金斗的第二個代表作品《老鼠夜話》被選拔出來,此外,還有一個人也脫穎而出,他就是如今非常出名的相聲作者孫晨。

  之后,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相聲藝術家又組織了由重慶摩托車廠贊助的《建設杯相聲征文大賽》、天津的《馬三立杯全國業余相聲大賽》。第二年,湖南益陽又舉辦了一次全國相聲大賽,這四個活動對推新人新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市場經濟大潮的影響,各種大賽越來越多,但數量多表現組織者的功利性也強了,質量並不高,演員忙於應酬趕場,忙於致富。

  但出現這樣的問題也容易理解,牛群就曾舉過例子,他說,給報社寫稿,編輯審完,主編審,主編審完總編審,最快三個月才能發下稿費,也就60元,而當時他和馮鞏兩天演三場左右,就能掙兩萬元,是掙兩萬還是60元這對於每個人都是一種誘惑。這就是市場經濟下,正面的負面的問題在相聲演員身上的體現,這個時期,相聲受到了最大限度的關注,相聲演員從經濟利益和社會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報。但也正是這樣一個年代,讓已經誕生的名人和第一線生活開始脫離。相當一部分人成為文藝界的新貴。

  相聲的諷刺功能,相聲的認識功能,啟發明志的功能離人們越來越遠。

  網絡誕生相聲藝術家干起副業

  90年代末,馬季年事已高,隻能偶爾帶帶學生,我們辦起了網站,馮鞏辦起了學校,牛群當上了縣長,李金斗做起了相聲俱樂部。相聲藝術家開始用行動說明,相聲隊伍並沒有因難而退,還在自覺承擔著一種社會責任,隻是這種努力還不能改變大環境的影響。90年代末,由於春節晚會的推廣,馮鞏、牛群開始嘗試相聲和小品之間的東西,被稱作相聲形式改革的前衛版。從相聲本體規范來說,他們的作品已離經叛道,但相聲進入新時期應該有多種形態呈現在人們面前,這階段包括辦網站、辦學校、當縣長、辦俱樂部,都是藝術家體驗生活一種藝術生活的衍生,這些藝術家在當時的歷史平台上扮演了很積極的角色,如辦網站,是相聲進入另一種傳播渠道的開始,辦學校,讓相聲進入了高等院校。

  說到相聲上網,我們是國內最早啟動的。我(姜昆)創作高潮在二十多歲。

  十六歲,我走出中學門,到社會上去。創作旺盛時,寫了近百段相聲,基本上把自己所有的生活積累全部倒出來了。到現在,輸出東西多,輸入東西少,處在一種很尷尬的狀態。雖然我想逾越自己,可我又把自己的道全封死了。我自己現在也處在這樣一個難堪地步。怎麼辦?所以,我想通過網絡汲取營養。於是1999年,當時已經有10多年網齡的我正式開辦了昆朋網城。

  剛開始的時候,我(姜昆)苦口婆心求人,組織了一批關於相聲理論和介紹相聲演員的資料文章。並出現了全新的相聲作品。

  比如有一個英語笑話,說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英語不太好,准備到美國訪問之前,想學幾句英語,去找翻譯。翻譯告訴他,學兩句就夠了。第一句是:How areyou?“你好”的意思。

  克林頓會回答:Iamfine,thanks.你就說:Metoo.這樣把 “Howareyou?”、“Metoo”這兩句學會了就可以了。他學著學著,突然想起來,我聽說怎麼是“Whoareyou?”翻譯說, “Whoareyou?”的意思是“你是誰?”。下飛機后,看見克林頓帶著老婆、很多官員來迎接。森喜朗一下子蒙了,一伸手搭著克林頓就說: “Whoare you?”克林頓弄得很尷尬,心想,你這是干嗎?難道不認識我了!大老遠地,我等你等了半天了,你這是干嗎。可是,看到周圍那麼多記者,不好說別的,隻好指著希拉裡說:“She’s Hillarys,I’mherhus鄄band.”森喜朗說:“Me too.”

  有人會說,姜昆現在頭銜這麼多,社會活動多了,興奮點有了轉移,自然出不了好作品,我認為這是表面而片面的看法。

  我(姜昆)到中國曲藝家協會工作之后,為扭轉包括相聲在內整個曲藝工作的低迷局面,和大家一道想了許多辦法,希望在以前工作的基礎之上,切實有所推進。比如,堅持組織以相聲演員為主的演出小分隊“送歡笑下基層”﹔啟動開展了“中國曲藝優秀人才培養工程”,陸續開辦了“相聲表演人才班”、“相聲創作人才班”等。想把中青年優秀曲藝人才聚攏起來,為繁榮曲藝包括相聲強化隊伍基礎。

  再比如李金斗,每天的政務、公務很繁忙,但他的相聲俱樂部,堅持20元低票價,堅持自己不拿勞務費,這種精神非常可貴,而且觀眾的反應也很好。

  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主觀努力,影響更多的人。

  回歸劇場郭德綱“走紅”是好事

  1995年左右,我們在河北辦了一次相聲大賽,那次活動讓我們感到長期的電視相聲脫離了民間基礎,所以當時大家都感覺相聲回歸劇場能更好地貼近觀眾,於是1995年,我們和李金斗在民族宮開始舉辦相聲晚會。

  但種種原因,大家文化生活豐富了,欣賞水平也高了,主流相聲作品很難給人一種眼睛一亮的感覺,因為成名成家的人對第一線的生活已經出現了距離,生活圈子受到了局限,這些又是無奈的現狀。

  這個時候冒出了郭德綱,他的喝彩來自民間,並引起媒體的關注。

  在我們看來,郭德綱的相聲應該定位為廟會文化的層次,帶有大量的生活原生態的成分,民俗性、鄉土氣很強。而現代人基本都生活在富足社會,他們有些是帶有優越感的窺探小人物的尷尬和秘密,我們叫做‘求新獵奇’,所以他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能夠滿足一定時期、一些群體,特別是對於第一線生活缺乏了解的人群的需要。

  但我們需要肯定,郭德綱的“走紅”對相聲是件好事情。他和他的“德雲社”常年堅持為老百姓演出,低價經營以吸引和培養自己的觀眾,贏得社會的某種承認,我們應該為此感到高興。

  如今,相聲回歸劇場長期以來堅持“為老百姓創作、為老百姓演出、讓老百姓滿意”的方向,堅持低票價,面向基層廣大人民群眾,得到了社會的肯定、媒體的贊揚,成為了表率。

  以郭德綱為代表的“德雲社”,以他們對相聲藝術的鐘愛、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愛, “十年磨一劍”,堅守小劇場,注重傳統和創新的結合,注意培養中國相聲新的觀眾層,得到了社會關注以及媒體的大力支持。我們相聲藝術生存、發展和創新的問題都得到了空前的關注,這一點對於曲藝界來說是難得的機遇。天津20多個曲藝小劇場天天觀眾爆滿,有時還需要在茶館門口加座。在謙祥益、名流、天樂、明月、金福瑞等小劇場,天津觀眾花五六元錢就可以邊品茶,邊欣賞長達三個小時以上的鼓曲、相聲演出。在這些小劇場裡,往往是台上演員演唱,台下觀眾擊節而和,劇場裡一片其樂融融。這些都說明我們的相聲,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我們中國的曲藝藝術不能離開中國老百姓的需要,不能遠離我們的衣食父母。

  但是,是不是今天隻有回歸劇場才是相聲發展的惟一方式。我們看也不見得。相聲要發展,但不能盲目創新。首先,我們“說學逗唱”的美學風范不能丟:“包袱”是手段,不隻是目的,給人健康向上的精神愉悅和思想啟迪的價值追求不能丟。面對前輩大師早已揚棄卻又不時沉渣泛起的“臟哏”、“臭哏”、“倫理哏”和“生理缺陷哏”,我們不能含糊遷就。不能把丑當成美,更不能把藝術上的倒退看成是繼承傳統。相聲真正感人的美學力量,並非為笑而笑的媚俗迎合,而是形式活潑但思想嚴肅、語言輕鬆而立意深沉的審美探求與智慧運作。我們的從業人員必須明白並堅持這些正確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標准。

  演員方面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像侯寶林、馬季這樣不斷提高文化品位,用文化的眼光和素質使用幽默的武器,用智慧的思索看待今天的生活,評析社會方方面面。出版和演出公司、媒體也要愛護相聲,有社會責任感,哪些東西可以傳播,哪些不能傳播,建立批評理念和批評道德,對相聲本身是很好的愛護。這才是真正讓100多年前的文化傳統活在已經變化的生活環境中,成為經濟建設時不可或缺的精神美餐。

  口述:姜昆

  常祥霖(原中國曲藝家協會副秘書長,現就任中國文聯國內聯絡部副主任,代表相聲作品《老鼠秘語》、《難言之苦》等)

傳統相聲今昔演變

  大部分傳統相聲從作者身份來看,共分兩種:一種是清代貴族子弟,在內部曲藝晚會上(最初稱“全堂八角鼓”)演出的“逗哏”,如《對春聯》、《打燈謎》、《酒令》、《解字意》、《批三國》等,表演相聲,他們自稱“清客串”。轉業成藝人后,人們稱他們是“清門兒的”,以“文哏”取勝。

  另一種是撂地藝人創作的,比較通俗活潑,有“閉眼”、“唱哏”、“打哏”等等,不足之處是比較粗野,人們稱他們是“渾門兒的”。

  到了清末,兩門合流以后,就演變成對口相聲了。

  《文章會》屬於“文哏”,產生於清末,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這是讀過《四書》、《五經》的貴族子弟“下海”成為相聲藝人后的創作。整個段子達到了風格清新、雅俗共賞的水平。經過歷代藝人的修改,人物有變化,台詞也大同小異。劉寶瑞的演出本中提到的主考官是光緒皇帝的老師、軍機大臣翁同龢(1830—1904)和榮中堂榮祿(1836—1903)﹔蘇文茂的演出本則將主考官改成了維新變法的康有為(1858—1927)和相聲前輩藝人周德山(藝名周蛤蟆)。而在最新的《新編文章會“監國侯”版》(也就是郭德綱曾經說過的版本)中則用用煎餅果子做主線(煎餅果子—監國,於是便有“監國侯”的名字)在這一版《文章會》中,主考則變成了金庸,場景則換成了金庸探訪“清華大學”,可謂“與時俱進”。

  ■《文章會》劉寶瑞版

  乙您做的是什麼文章呀?

  甲八股文。

  乙那我知道,我問您是什麼題?

  甲我正趕上德宗景皇帝的御題。

  乙德宗景皇帝是誰呀?

  甲就是光緒,他出的是“春秋”題。有兩位主考官一滿一漢,滿主考是榮中堂。漢主考是翁同龢翁老先生。進了考場我就入了號啦。

  乙您入的哪一號?

  甲(接當鋪喊當的味兒)兩千八百五十七號油舊夾襖一件六角……

  乙干嗎?當當的呀!

  ■《文章會》蘇文茂版

  乙康聖人(康有為)要出題?

  甲應當呢,我們校長給攔下了。

  乙為什麼呢?

  甲康聖人?那是多大的學問!

  乙就是啊。

  甲他出的題目我們准做不上來呀!可是我們校長沒攔!

  就坡下啦。

  乙你看看。

  甲“好,那就請康先生出題吧!”康聖人很不滿意。

  乙那是啊。

  甲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塞花一般。我們各位學生定睛一看———就愣啦!

  乙怎麼呢?

  甲題目太深。

  乙什麼題目啊?

  甲“春秋題”。

  乙真是夠難的。

  甲“春秋題”是最難的。還甭說我們,在清朝的時候,那趕考的舉子最怕“春秋題”。

  乙就是。

  甲您算這“橘子”(舉子)要怕“春秋題”,何況我這“酸梨”啦!

  乙我這“菠蘿蜜”就更不行啦!什麼“橘子”啊?趕考的“舉子”。

  ■新編《文章會》“監國侯”版

  甲:金聖人(金庸)先念了首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甲:金聖人就以這首詩為《春》題,讓我們對一首《秋》。

  乙:?!這題目不容易!

  甲:不容易得分是誰!我們同學,一聽完題目,馬上摩拳擦掌,准備答卷兒!

  乙:?!

  甲:先做紙,“呲啦———”“呲啦———”

  乙:好嘛,又攤上了!

  甲:我們馬校長站在一邊兒小聲囑咐“唉,唉,唉,今天這紙顏色可得黃點兒啊!”

  乙:對,讓你們多擱點兒雞蛋,款待金聖人!

  甲:“好?!”,我們同學個個是爭先恐后,先把紙做好,然后飲飽了筆,刷刷刷刷,一人對詩一首,往金聖人跟前兒一送,“金聖人,來!來!您、您來我這個!”“您來我這個!”

  ……要不說還是人金聖人有涵養,有水平,沖我們一做手勢,“諸位同學。”

  乙:還同學呢?!

  甲:“不要慌,大家的作品,查某一定會挨個兒品嘗。”

  乙:好嘛,這金聖人飯量還不小!

  ■記者手記

  現在要採訪姜昆可並非易事。正在參加“兩會”的他天天都要忙於討論國家大事,哪有閑暇接受採訪。不過也許是幸運,也許是誠意,他還是答應了我的採訪要求。此外,他還向我推薦了一位在曲藝理論界頗有建樹的老師———原中國曲協副秘書長常祥霖。於是,從相聲的起源,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轉變再到如今的郭德綱現象,不知不覺中,我和兩位藝術家的話題拉長了,採訪時間也由我最初認為的1個小時,擴展到了5個小時。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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