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麥當勞在台灣的成功,看出台灣人企圖在全球化與後工業時代,建立一種新的文化認同訊息。與南韓一樣,在台灣,飲食也是一種政治行為。接下來,請跟著我,探討台灣的飲食政治。
1970年前 餐館標榜各省「正宗」
我在台灣成長,從小講台語,但我也跟其他人一樣,接受中國的「國語」─即北京話─為主的教育。一九六六年我到美國念研究所,十年之間都沒有回台灣。在一九 七○年代中期我首度回台,台北並沒有多少改變。之後,我每年都回台灣,觀察台灣漸進的變化。在一九八○年代改變突然加速,其中在飲食上特別明顯。身為長久 在異鄉生活的台灣人,我認為食物是台灣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對我來說,飲食,總是意味著「家」。
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向來繁榮的台北餐廳,面貌大幅改變。在一九六○與七○年代,台北市以擁有中國各省美食而聞名。幾乎每個街角,都有來自北京、山東、浙 江、江蘇、湖南、四川與雲南餐館。這些由一九五○年代來台的大陸移民所開的餐館,標榜自己的「正宗」,努力維持各省原有的地方風味與特色。
到了八○年代中期,許多大陸餐館不是消失,就是躲到小巷子裡去了。他們與新冒起的「台式」和西式的餐館比起來,在裝潢與陳設上,都顯得狹小、骯髒與破舊。追逐「正宗」飲食的老饕,也開始抱怨這些餐館的口味不如以前那樣道地。
究竟怎麼回事?要明白大陸餐館的消失,必須了解近代台灣史與冷戰之間的密切關係。
雖然大多數的台灣人是閩南早期中國大陸移民的後代(有些是福建與廣東省的客家人),但他們歷經日治時期,受到相當程度的日本文化影響。戰後從中國來的移 民,大多是公務員、商人與軍人。閩南語稱他們是「阿山」,意思是從中國遙遠山區來的人,後來稱他們「外省仔」。比較禮貌的稱呼是北京話的「外省人」。
很自然的,類似「台灣料理」這種新名詞,也在前些年出現。料理,源自日本話,而大陸飲食則被稱為「外省菜」。在一九七○年代,有兩種食物在閩南話中,被用 來代表兩個族群:「蕃薯」指台灣人,「芋頭」代表大陸人。最早使用這個族群分類的是軍隊:便宜而營養豐富的蕃薯代表台灣兵,而昂貴、無味且營養較少的芋 頭,則是士官長,而這些士官長多數都是大陸人。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被共產黨軍隊擊敗,成千的國民黨士兵與其支持者跟隨他們的領袖蔣介石到台灣,並以此地為「光復大陸」的基地。一個新的「臨 時」中華民國首都,也在台北設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年代晚期,任何同情共產黨者或倡議台灣獨立的人都會被逮捕。直到一九八○年代,台灣人才被允許在 公開場合談論或報導族群衝突。文化上的差異──語言、風格、生活型態等──仍加深了大陸人與台灣人的族群分裂。
認同台灣不僅成政治訴求
也影響流行文化
韓戰與冷戰,鞏固了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美軍基地延伸到台灣,一九五○年代,包括音樂、食物、時裝等美國流行文化,開始強烈影響台灣青年。國民黨政府一直 有個迷思: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政府,也代表著正統的中國文化,直到美國在一九七四年與中國建交。數百個國家隨後跟進,台灣在外交上陷入孤立,這時,即 使最支持國民黨的人,也開始重新思考在台灣身為「中國人」的意義。一九七○年代的經濟成長,誕生了富裕的本土中產階級,他們不願再忍受國民黨的壓制,一九 八○年代中期,許多台灣人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擴大參政權及國家自主權。
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本土政治與兩岸關係也邁入全新的局面,台灣認同的訴求,也在一九九○年代影響了流行文化,包括飲食在內。值得注意的 是,與此同時,日本對台灣的影響仍在持續,大眾依舊偏愛日本文化(包括飲食與時裝)。對老一輩的台灣人(包括前總統李登輝)來說,日本文化是新台灣文化中 的一部分。
台灣當代流行文化的發展,就是建諸於這些事件之上。和許多重要城市一樣,台北街頭擁塞著人群與車輛,高樓大廈和百貨公司改變了原來的景觀,國際流行時裝與外國飲食都隨處可見。麥當勞,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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