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秋天,我與一流的攝影師席巴斯提歐.沙加度(Sebastiao Salgado)人在加爾各答,他是一位巴西籍的天才,以相機進行調查,將移民的生活、戰爭中的受害人,以及那些辛苦工作,試圖從礦坑、採石場、及森林中採掘出原料的工人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
【前言】
作者克里斯多福.希鈞斯,1949年4月13日出生於英國的普茲茅斯,並在劍橋的萊思中學和牛津的巴利奧爾學院受教育,研讀哲學、政治和經濟學。曾獲得英國科普書獎與萊南文學獎、美國全國雜誌獎,並以《上帝沒什麼了不起》獲2007年美國國家書卷獎非文學類的提名。克里斯多福.希鈞斯並且名列《外交政策》和英國的《遠景》雜誌所遴選的「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其中之一。

宗教可能是健康大敵

在黑暗的時代中,人們最好由宗教來引導,就像在瀝青色的夜晚,盲人就是最好的嚮導;他知道那裡有大道與小徑,遠勝看得見的人。然而,當日光重現時,再用盲人來當嚮導就太笨了。
──海涅,《思想集》

二○○一年秋天,我與一流的攝影師席巴斯提歐.沙加度(Sebastiao Salgado)人在加爾各答,他是一位巴西籍的天才,以相機進行調查,將移民的生活、戰爭中的受害人,以及那些辛苦工作,試圖從礦坑、採石場、及森林中採掘出原料的工人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在當天的場合,他扮演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使者,並且發揚他成為十字軍(是此一名詞的正面意義)的起因──對抗小兒麻痺症的天譴。感謝鼓舞人心且學識淵博的科學家如喬納斯.沙克博士(Jonas Salk),現在我們才可能以微不足道的成本讓孩童免疫,對抗這可怕的疾病:只要花幾分錢,滴兩滴口服疫苗到嬰兒的嘴裡即可。醫藥的進步,令我們將對天花的恐懼置諸腦後,而我們很有信心地期待,再一年就可以同樣來對付小兒麻痺症。人性在此事上似乎意見一致。包括薩爾瓦多在內的數個國家,即使交戰雙方也宣布停火,好讓預防接種的隊伍自由通過。極端貧窮及落後的國家也集合資源,將好消息傳到每一個村落:再沒有孩童會因此一可怕的疾病而死亡,或是變得悲慘、無用。而在華盛頓老家,那一年九一一攻擊的創痛令許多人依然滿懷恐懼的待在室內時,我的小女兒卻勇敢的在萬聖節沿戶登門拜訪,尖聲叫著「為了UNICEF,不招待就搗蛋」。她將募來的每一把零錢都儲存起來,好用來醫療那些她將永遠不會見到的兒童。這是一種極少有的參與一個完全正面大業的感覺。

孟加拉的人民,尤其是婦女,熱心且富有創造力。我記得有一次委員會會議,會議中堅定的加爾各答主人毫無尷尬地打算與該城市的娼妓聯手合作,準備將信息傳送到社會最偏遠的角落:帶妳的小孩來,讓他們吞下兩滴藥水,不會問任何問題。有人知道在城外幾哩的地方有一頭大象,可以雇來做為公開遊行的領頭象。所有的事情都順利進行: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最貧窮城市之一,有了一個新的開始。然後,我們開始聽到一個謠言。在一些偏遠的地方,死忠的回教徒在散布一個故事,就是這些藥滴液是一個陰謀。如果你使用了此一邪惡的西方醫藥,你會遭受陽萎和腹瀉的打擊(這是一個禁忌與削弱的綜合體)。

這帶來一個問題,因為藥滴液必須要施用兩次(第二次是用來當成一種催化劑,並確立其免疫能力),因為如果單次施用,少數人的病菌會苟延殘喘,並且伺機捲土重來,然後經由人際接觸和飲水再傳染回來。至於天花,必須予以完全徹底的根除。當我離開加爾各答時,我很想知道西孟加拉是否努力趕上了截止日期,並且在翌年年底時宣布根除了小兒麻痺病症。如此一來,只剩下阿富汗境內僅有少數孤立的小塊地區,以及其一、兩個已經被宗教的熱忱破壞一空,難以接近的地區尚未完成預防措施。然後,我們就可以說,另一個肆虐已久的可怕疾病已被徹底滅絕了。

到了二○○五年,我才得知結果。北奈及利亞──這個國家之前曾記錄為暫時清除了小兒麻痺──有一群回教的大人物,發出一道命令,或是回教的裁決令,宣稱小兒麻痺疫苗是美國(還有,令人驚訝的聯合國)對抗回教仰的陰謀。這回教的毛拉說,這些滴藥液經過設計,會使得真正的信徒生不出孩子。它們的企圖及效果是有計畫地滅種。沒有人服用它們,或是施用在嬰兒身上。數個月之內,小兒麻痺症捲土重來,並且不只限於北奈及利亞。奈及利亞的旅客和朝聖者曾將小兒麻痺症遠傳至麥加,然後又傳染回幾個沒有小兒麻痺的國家,包括三個非洲國家與遙遠的葉門。所有的大石頭又被重新推回高山之峰。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獨立」的案例,這樣指控有太過嚴厲之嫌。但是,你會發現你錯了。如果你願意看樞機總主教,也是梵蒂岡家庭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for the Family)的會長阿方索.羅佩茲.楚吉婁(Alfonso Lopez de Trujillo)提供忠告的錄影帶,他小心謹慎的警告他的觀眾,所有的保險套在製造時,都祕密地留下許多只能用顯微鏡看到的小洞,而愛滋病毒會輕易穿過這些洞嗎?閉上眼睛,並且試著想像,如果你有以最少的字眼去傷害可能最痛苦的一群人的權力時,你會說些什麼?想一下這樣武斷的意見所造成的傷害:假設這些洞也能讓其他的東西穿過,其實在一開始就摧毀了保險套的意義。在羅馬做出這樣的聲明,就已經夠過分了,而如果再將此一信息翻譯成貧困國家的語言,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在巴西嘉年華會期間,里約熱內盧輔理主教拉弗爾.蘭若.希芳蒂斯(Rafael Llano Cifuentes)曾在一次布道中告訴群眾,「教會反對使用保險套。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必須自然。我從未看過一隻小狗在與其他的犬隻交尾時使用保險套。」其他幾個國家的資深神職人士,包括尼加拉瓜的樞機主教奧本多.布拉弗(Obando y Bravo)、肯亞的總主教奈若比(Nairobi)、烏干達的樞機主教艾瑪紐.瓦馬拉(Emmanuel Wamala),全都告訴他們的教友,保險套會傳染愛滋。樞機主教瓦馬拉還真的表示過,婦女若死於愛滋病,還要比使用乳膠保護用品,更會被視為殉教者(但前題是此一殉教必須限制在婚姻中發生。)

回教當權者也好不到那裡去,有些還更糟。一九九五年,印尼的「導師議會」(Council if Ulemas)極力主張,保險套應該只限已婚夫婦使用,並且還要有處方才能使用。在伊朗,如果一個工人被發現染上愛滋病毒,是會丟掉工作的,而醫生和醫院有權拒絕治療愛滋病患者。巴基斯坦的愛滋控制計畫的一位官員,在二○○五年告訴《外國政策》雜誌,由於「比較優秀的社會及回教價值」,他的國家問題比較小。而這個國家的法律,卻允許一名婦女因為她兄弟所犯的過錯,判處她接受輪姦以「贖罪」。這是老式宗教壓迫與否定的組合:像愛滋病這種瘟疫應該是諱莫如深,不能宣之於口,因為《可蘭經》本身的教義中已經有夠多的內容,禁止婚前性行為、吸毒、通姦,以及嫖妓宿娼。但即使是在短暫的旅程中,例如到伊朗,也可以發現反面的實證。正是毛拉們自己藉著發出時效僅有數小時的「臨時婚姻」證件來獲利,有時還會指定某些特定的房子,一旦生意「結束」,還備有一紙離婚證明。你幾乎就可以稱之為賣淫……上一次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交易時,正是在德黑蘭南區外醜陋的什葉派宗教領袖柯梅尼陵寢外面。但是戴著面紗,穿著罩袍的婦女,如被她們丈夫的病毒感染,將會在沉默中死去。可以確定的是,最後全球會有數百萬其他無辜及正派的人因此一愚民政策而死去、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或是相當無助。

宗教對於醫藥的態度,就如同宗教對科學的態度,總是不甚確定,並且常常是滿懷敵意。一個現代的信徒可以說,甚至會相信,他的信仰與科學、醫藥相當程度上能夠共處並立,但尷尬的事實往往是,這兩者有打破宗教一言堂壟斷的傾向,而宗教也常常為了此一原因,進行強烈的抵抗。當任何貧窮的平民,在完全沒有儀式和其他令人困惑的把戲下,依然可以看到藥物和手術充分發揮效力時,那些持信仰療法的醫者和巫師怎麼辦?大概就和當氣象學家出現時,發生在祈雨人身上的情況一樣;或者,就像當學校的教師掌握了基本的天文望遠鏡時,那些來自天國的預言者之命運。古代的瘟疫,常被認為是來自眾神的懲罰,而這也確實強化了教士職位對權力的掌控,並且大大助長了將被認為有──以一種非彼即此的解釋──以巫術散布疾病,或在井裡下毒等手段嫌疑的異教徒或無宗教信仰者付之一炬的作風。

在對於疾病的病原理論有清楚的概念前,我們可以容忍人類在此之前對愚蠢、殘忍的一味縱容。《新約聖經》中的「奇蹟」,大部分都與治療有關,因為這在當時非常重要,即使是一些小病都可能要人命。(聖奧古斯丁自己也說過,如果不是因為種種奇蹟,他不會信仰基督教)。宗教的科學評論家如丹尼爾.狄芮特非常慷慨大度的指出,顯然無用的治療儀式甚至依然可以幫助病情好轉,以一種我們所知道的方法,即道德在對抗身體受傷或傳染病時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力。但這藉口可能能只適用於病癒後回溯檢討原因時。當時金納醫生(Dr. Edward Jenner)已發現牛痘疫苗可以防治天花,此藉口就變得無用了。美國最受尊崇的「神學家」,耶魯大學校長提摩西.德懷特(Timothy Dwight)卻至今仍然反對牛痘疫苗,他認為這是對上帝設計的一項干擾。而且,即使那些不學無術的託辭和藉口早就灰飛煙滅,但這種心態至今仍廣泛可見。

有趣且發人深省的是里約總主教以狗所做的類比。牠們可不用費心去戴上保險套:我們是何許人?憑什麼挑剔牠們對於「自然」的忠誠度?英國國教內部最近為了同性戀與聖職的任命而意見不一,有幾位主教愚昧的指出,同性戀是「違反自然」,因為其他的物種並未發生此情況。且不管此一觀察基本上的荒謬:人類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如果他們碰巧是同性戀者,他們是否照著上帝的形象造出來的?先不考慮早經證明的事實中,無數的鳥類、哺乳動物、靈長類都會從事同性間的嬉戲。到底這些自以為能詮釋自然的神職人員是何許人也?他們顯示了,他們完全不夠格。其實很簡單,保險套是一種為了避免傳染愛滋病而採取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方法。所有稱職的當權者,包括那些聲稱禁欲更為理想者,都會同意這一點。同性戀出現在所有的社會中,而它發生的方式看起來也屬於人類「設計」的一部分。當我們找到事實時,就必須面對。我們現在知道腺鼠疫的傳染,並非因為犯罪或道德敗壞,而是因為老鼠與跳蚤之故。總主教藍斯洛.安卓仕(Lancelot Andrews)於一六六五年倫敦馳名的「黑死病」期間,曾憂慮地指出,此一恐怖的病症會降臨在那些勤於祈禱,並且保持虔誠信仰的人身上,同樣也降臨在不這麼做的人身上。他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不經意地接近到一個真正的重點。當我正在書寫此章時,在我華府的家鄉正爆發一場辯論。長期以來,我們一直知道人類乳突病毒(HPV)是藉由性行為而傳染,最壞的情況是會造成婦女子宮頸癌。現在有一種疫苗(在現在,愈來愈多的疫苗被快速開發出來),並非是用來治療此病,而是使婦女可以預防免疫。但在行政當局中,卻有某股勢力的人士出面來反對採用此一手段,理由是它無法勸阻婚前性行為。以神之名而接受讓子宮頸癌蔓延,不論在道德或智力上,無異將這些婦女做為石頭祭壇上犧牲的祭品,並且還得感謝上帝賜給我們性衝動後又宣告它有罪。

我們不知道在非洲有多少人因為愛滋病毒而死亡,或者即將喪命。在它顯露出其致命的面目後,很快就進行了功效卓著的人道科學研究,現在已經可以將病毒分離並成為可以治療。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知道,與一名處子發生性關係──這是更普遍的「對策」土方之一──事實上並不能預防或杜絕傳染發生。而且我們還知道,使用保險套,至少可以對病毒的能耐與內容多了某種預防。我們在應付的對象,並非反抗傳教士所帶來恩惠的巫醫或未開化的野蠻人,雖然早期的傳教士可能會這麼相信。反而,我們是在應付布希政府,它理應是處於二十一世紀俗世的共和國政體當中,卻拒絕與提供家庭計畫的慈善團體及診所分享其援外資金預算。在非洲,至少有兩個各擁有數百萬追隨者的主要宗教相信,治療的藥比疾病本身更糟。他們同時也相信,在某種意義上,愛滋病這場災禍是上帝針對性偏差行為(尤其是同性戀)的判決。奧卡姆強而有力的剃刀只要輕輕一劃,就可以掏空此一思慮不周的野蠻與殘忍行為:女同性戀者不僅不會沾染愛滋病(除非她們不幸的經由血液或針頭傳染),她們甚至比異性戀者更能豁免於所有的性病傳染。但是神職人員權威當局甚至堅決拒絕誠實面對女同性戀的存在。在這麼做時,他們還更進一步地展現了宗教持續對公共衛生所造成的急迫威脅。

我想提出一個假設的問題。身為一個約五十七歲的男人,我卻被人發現在吸吮一個男嬰的小雞雞。我還要求你描述你自己的不道德行為及情變。啊,但我已經準備好我的解釋。我是一名穆漢(mohel):一個被指定執行割禮,割下包皮的人。我的職權,來自於一段古老的經文,它命令我將男嬰的生殖器放在手上,環切包皮,並且將他的生殖器含進我的嘴裡,將包皮吸吮下來,並且將切下來的包皮圈和滿嘴的血及唾液一口吐出,才算完成整個行動。此一習慣已被大部分猶太人捨棄,一方面是因為它不衛生的本質,或者是它令人困擾的聯想,但它依然持續存在於希望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座聖殿的哈西德(Hasidic)猶太教基本教義派中。對他們而言,割禮的古老儀式是上帝與人類所訂聖約中原始的、牢不可破的一部分。在二○○五年的紐約市,有一位五十七歲的穆漢執行此一儀式後,結果發現帶給幾個小男孩生殖器皰疹,甚至至少造成兩名男童死亡。正常情況下,此事的披露,將使得公共衛生部門禁止實施此一儀式,市長也將廢除它。但是,就在此一現代世界的首都,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間,事情的發展卻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彭博(Bloomberg)市長以一些傑出的猶太醫生對某些傳統習俗所暗藏的危險提出警告的作法,取代了報告;他並且還告訴他的衛生官僚,將任何的裁定意見延遲。他說,重要的是確定宗教活動不受干擾,不會遭到破壞。後來在一場與《紐約時報》的「宗教版編輯」,開明的天主教徒彼得.史坦非爾仕(Peter Steinfels)進行公開討論時,他也是持同樣的意見。

那一年剛好是紐約市選市長的競選年,而這可以解釋許多事情。但是此一模式又在其他國家、州及城市,以及其他的教派間重複發生。遍及範圍廣泛的萬物有靈論者與非洲回教,年輕女孩掉入割禮與鎖陰的人間地獄,其中包括削去陰唇及陰蒂,常常還是使用磨利的石頭,然後再以堅韌的麻線將陰道開口處縫起來,直到婚禮當晚才由男性強力破開。但在同時,基於同情及生物學,還是允許留下小孔以排放月經經血。而這造成的惡臭、疼痛、羞辱,以及悲慘,很難想像世界上猶有勝於此者,並且難以避免地會造成感染、不孕、羞愧,以及許多婦女及嬰兒在生產時死亡。若非將其神聖化及正當化,沒有社會能容忍對其女性如此的侮辱及此一邪惡的作法存在。但在同時,若非基於同樣的考量,也沒有任何紐約客會容許以如此的殘忍行為對待嬰兒。公開宣稱相信「基督教科學」荒謬主張的家長們,曾被控拒絕提供子女緊急醫療照護,但並非總是被判決有罪。認為自己是「耶和華的見證」的父母們,曾拒絕讓他們的孩子接受輸血。認為有一名為約瑟.斯密(Joseph Smith)的男人被帶到一套埋藏的金片前的家長們,將他們未成年的「摩門」女兒,嫁給受到優待的叔伯(姻親)兄弟,其中有些人已經有年紀較長的妻子們。伊朗的什葉派基本教義派,將「法定承諾年齡」降到九歲,這也許是滿懷尊敬地去仿效「先知」默罕莫德最年輕妻子的年齡。印度的印度教兒童新娘如果嫁妝太少,會被鞭打,有時甚至會被活活燒死。僅在過去的十年中,梵蒂岡及其主教轄區的遼闊網路即被迫在一宗大型的兒童強暴及折磨的非去勾當(其中主要是同性戀,但非僅止於同性戀)中,承認共謀的罪名,而其中著名的雞姦者及虐待狂,卻受到法律的庇護,並且通常會重新分配到有許多無辜及無自衛能力的富裕教區。光是在愛爾蘭此一一度是毫無疑問的聖母堂追隨者之地,估計現在在天主教學校中未遭到猥褻的兒童,很可能只是少數人。

現在,宗教公開宣稱在保護和教育兒童上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咀咒他!」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大宗教裁判官說,「他傷害了一個小孩。」《新約聖經》中,耶穌告訴我們,犯這樣罪的人最好將他沈在海底,脖子上掛著石磨。但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上,宗教常為了實驗而利用無辜且無自衛能力的人。盡一切辦法,讓一名嚴格遵守猶太成年戒律的男子,將他新切割過的陽具,放進一名拉比的口中(這是合法的,至少在紐約如此)。用盡方法,讓成年的婦女懷疑她們的陰蒂或陰唇,於是讓某些惡劣的成年女子割下它們。使盡手段,讓亞伯拉罕提出自殺的方式,以證明他對上帝的熱愛,或是他對腦袋裡聲音的信仰。用所有的方法,讓信仰虔誠的父母在劇烈的疼痛與憂傷中,由自己去否定醫藥的援助。用盡所有方法(我對所有的方法都很介意),讓發誓獨身的教士成為一個亂交的同性戀者。使盡手段,讓相信可將魔鬼鞭笞出體外的教徒會眾每週都選出新的成年罪人,鞭打他或她直至鮮血淋漓。用所有的辦法,讓任何相信上帝創造人類靈魂說的信徒,在午餐休息時傳授心得給他的伙伴。但是,為了這些目的而徵召無保護能力的孩子,即使最投入的現世主義者都會堅定地將其形容為一種罪惡。

我不想將自己設為一個道德典範,如果我這麼做,也很快就會被打倒;但如果我曾經被懷疑過強暴孩童,或折磨小孩,或傳染性病給孩童,或販售兒童為性奴隷或其他任何一種奴隷,不論我是否有罪,我都可能會考慮自殺。如果我真的犯下這些罪行,我歡迎死亡以任何形式降臨在我身上。這種強烈的反感,是任何健康的男人與生俱有的,根本毋需教導。既然宗教證明了其本身在主管道德與倫理機構所認定的一項普遍及絕對的主題上,犯下不容置疑的過失,我想我們至少能夠得出三項暫時性的結論。首先,宗教和教會是製造出來的,而此一明顯的事實根本無從否認及忽視。第二,倫理與道德和信仰各自獨立,並且並非源自於宗教。第三,由於宗教主張其信仰與行為均享有神聖的豁免權,故宗教並不僅止於與道德無涉,甚至還是不道德的。無知的精神病患或人面獸心的人如凌虐他的孩童,雖可以理解,但必須予以處罰。而那些聲稱其殘酷行為擁有來自天國授權的人們,已經被邪惡所污染,而成了一個遠比危險更危險的東西。

(本文轉載自克里斯多福.希鈞斯新書《上帝沒什麼了不起》,中文譯本由小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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