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本精彩的書的作者克里斯多福.希鈞斯(Christopher Hitchens)早已享譽英美世界,大他一輩的主要知識分子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等也都不吝惜的推崇他是近代已難得再見到的才子型公共知識分子。但他的著作被譯成中文,這還是首次,也就是說,我們錯失這位當代主要的叛逆型知識分子領袖已太久了。

我是在一九九三年讀他的文章選集《為爭而爭》(For the Sake of Argument)起,開始接觸到他的著作。那是一本涵蓋了大約二十年主要國際事務、文化和重要人物的批判集。書中即指出,目前這個時代,太多的真實都已被包裹在優雅的修辭及模糊中,這已使得在批判中探究真實成了一種不能停止的志業。而他所踐履的,即是這樣的志業。他知識淵博、學術修養極高,加上勤力用功,因而總是能發人之所不能。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乃是他有〈加爾各答的食屍鬼〉(Ghoul of Calcutta)一文,對泰瑞莎修女那欺妄的生平,就做了極其尖銳的揭發。

再舉例而言,他原本是英國人,一九八一年移民美國並住在華盛頓特區。由於他是名流作家,因此移民美國之初,他很快就成了民主黨上層黨政圈聚會的寵兒。但一九九二年他察覺當時有意問鼎白宮的阿肯色州州長柯林頓做了「非常下流的事」,從此以後他即成了柯林頓最主要的批評者。他有關的文章都集在一九九九年所出的《沒人好騙了》(No One Left to Lie To)裡。為了批評,他原本與柯林頓的顧問布魯門薩(Sidney Blumenthal)是好友,這段友情也鬧翻。華府的民主黨人也公開放話,「將永不邀請他參加民主黨要人們的聚會」。做為一個永遠的批評者,就必須懂得「捨」,要「捨」掉許多黨派與幫派的人情,要「捨」掉許多宗教上的慣性。二○○一年他模仿大詩人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也寫了一本《給青年反對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他即指出要做一個無休止的現狀挑戰者,必須嚴格的人格完整,必須能聰明的談問題,更要有社會進步的觀念。他以「不服從任何黨派」(Maverick)自期,他要做的就是他希望的那種老式的激進主義者,也是他所欽佩的以前那種「高貴的異議分子」。

而克里斯多福.希鈞斯的確做到了。

希鈞斯出身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但他雖然出身名校,自己的出生卻非世家名流。英國名校的名流寫文章,講究用字雅正,文章裡要有機智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拉丁文。這些在希鈞斯的文章裡從不缺乏,這乃是他常被誤認出身世家名流的原因。但其實,他是英國文化及評論界裡少有的凡俗家庭出生的人物;他的父親是個出身行伍的海軍軍官,母親家則開一間帽子店。由於家世平凡,他乃是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

在他求學的理想主義青年時代,即成了馬克思主義裡的托洛斯基派,並受到近代最傑出的托派傳記和理論家以撒.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1907-1967)極大影響。近代台灣對西方思想變遷已脫節太多,除了極少數人知道多伊徹外,多數人皆未曾聽聞。多伊徹為波蘭移民的英國現代思想大家,他是最早反史達林的先行者之一,在波蘭無法容身而流亡英國,由於學識淵博,而進入主要媒體《經濟學人》和《觀察家》工作,並專事著作。他的《史達林傳》和三卷本的《托洛斯基傳》,都早已成了近代傳記及政治思想裡的經典之作,並使得英國左翼思想最早擺脫史達林的包袱而重新出發,使得英國左翼得以在戰後成為西方左翼思想及運動的先行者。一九六○年代他受邀到美國各著名大學講學,對一九六○年代的「新左派運動」有極大的啟發。而希鈞斯承續了這種托派(即左派裡的永遠反對派)的批判傳統,加上他學識淵博,下筆銳利,的確能道人之所未能道,因而在牛津畢業後,他進入英國主要批判刊物《新政治家》工作,遂快速聲名大噪。與他同輩,也同樣出身牛津,現已成為英國主要小說家的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當時也在《新政治家》工作,他們兩人一評一文,乃是一九七○年代英國文化界兩顆竄起的新明星。除了在《新政治家》工作外,他同時也在其他主要文化媒體工作及寫稿。除了廣泛的閱讀和寫作外,他還是個據稱有相當水準的業餘畫家。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偕妻子卡蘿.布魯(Carol Blue)移民入藉美國。除了在紐約曼哈頓的新學院人文學科教書外,他的批判文章更為成熟。這時他已不能稱為托派,而更應歸為激進自由派。他批評的火力四射,特別是他對體制性的偽善最不留餘地。就以對泰瑞莎修女為例,他除了用「加爾各答的食屍鬼」稱之外,後來他並寫出批判專書《傳教的位置:泰瑞莎修女的理論及實踐》一書,將她如何與專制獨裁政權合作,被如何造神,以及如何炮製所謂的奇蹟等做了令人震驚的揭露。對所有習慣於體制性思考並被內化的人,這種揭露實在傷到感情,但希鈞斯所說的卻都是事實。他那種「不服從任何黨派」的特性,評擊偽善的作風已俱現無遺。由於他知道體制所造成的習慣性思考是如此的僵固難改,因而他遂失志以「新啟蒙」的角色自居。

而這本新書《上帝沒什麼了不起》,就是他把批判火力集中到宗教上的一次大規模展現。他對宗教所做的批評,以前在許多文章裡早就有了開始,因而本書並非首次。但儘管如此,由於本書所涉範圍極廣,幾乎主要的宗教,如大公天主教、各派新教、日本神道教、伊斯蘭教、達賴喇嘛的西藏佛教、東方正教等都被列進了對象,甚至也把有宗教性格而同時也受到宗教加持的納粹法西斯主義及史達林主義納入。除了批判對象廣泛外,希鈞斯在批判時所使用的方法論也極多角,包括了宗教史、宗教的文本詮釋、宗教與政治及社會的歷史,以及宗教和現實政治的轇轕等。由於本書範圍如此宏大,因而很難將本書做提綱絜領的介紹和討論,但綜合而言,本書卻有幾點值得辨明:

首先,這本書並非神學討論的著作,因而它其實並不宜用傳統的「反宗教」、「無神論」等歸類方式加以看待。希鈞斯自己有多元的家庭宗教背景,他父親是新教浸信會喀爾文教派,母親是猶太教,他自己為了對希臘正教岳父母的歡迎,還受洗進了東方正教。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對宗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及懷疑。因此,我們可以說它乃是一個徹底的宗教(不論是哪種宗教)懷疑論者。

其次,他對各家宗教皆一視同仁,而他的批判主軸,其實是把宗教回歸到它的體制性,各家宗教炮製信仰上的謊言神話,為了宗教體制性的權力而對其他信仰及人種實施迫害,與暴政勾結。這些宗教暴行早已書之不盡,希鈞斯都做了詳盡的歸納和討論。希鈞斯一貫的批判重點是「體制」,「體制」是說謊欺騙、暴力迫害,阻止進步的泉源。這次他把近代最大「體制」之一的宗教提上了批判的舞台。如果將他的觀點歸納,他認為宗教其實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應該切割掉的盲腸!

再其次,由於希鈞斯學識淵博,再加上童年少年期有過深厚查經解經的訓練,因而他對《舊約》、《新約》等都有相當不錯的「文本解讀」,從而揭示出它的謊言本質,這是本書最值得稱讚的部分。另外則是他因為工作關係早已全世界走透透和看透透,他看多了目前正在發生的宗教暴力及屠殺,也看多了宗教對兒童及婦女的迫害,以及當代許多有問題的宗教新偶像,這些構成了本書最傑出的第二部分。宗教其實早就不是對人類的祝福,而是一種縈繞不去的永恆詛咒,他之所以主張新啟蒙的道理在此。

而本書除了宗教經書文本及反道德的宗教歷史及現在外,最雄辯的,乃是希鈞斯能夠面對兩大質疑,一個是「如果沒有了宗教,人會變得更壞」;另一個則是近代兩大暴政,納粹與史達林的無神論,應如何評估。對於這兩個宗教界常用來自我合理化的課題,希鈞斯非常雄辯的做了回應。我認為這才是本書最值得圈點之處,正因回答了這樣的問題,希鈞斯相信人文與科學進步,將有助於人類改良的終極價值關懷才得以呈現出來。《上帝沒什麼了不起》出書後能夠得到各方稱讚與肯定,其實是有道理的。

人類的進步,必須依靠一代代的批判知識分子出來破除迷執,站在更高的人文制高點上,給人新的願景與視野,不要讓那些古代的殘餘總是在干擾妨害。希鈞斯這個當代的激進主義者,所一直努力的即是這個方向,他是當代批判知識分子裡一個非常獨特的尖音。對聽慣靡靡之音的人,實在刺耳,但卻值得傾聽!

(本文轉載自克里斯多福.希鈞斯新書《上帝沒什麼了不起》,中文譯本由小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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