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楊尚昆兩位老叔叔都分別問過劉源:“毛主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要打倒你父親?”。這正是劉源一直想問他們這輩毛澤東、劉少奇的老戰友,而又沒好開口的問題。其實,何止成千上万的非當事者也在尋求答案,而我們又何嘗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問?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處,已經講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劉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為何被打倒?毛為何要發動起全民搞個“天下大亂”,砸爛自己建立的“舊世界”?當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澤東与劉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舊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文革”伊始,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里就指出:要聯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不久以后,又坦言決心倒劉起自“二十三條”之時。本文正是從1962年切入,重點敘述了政家學者無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連當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蟬的“四清運動”的始末,分析毛劉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別”的兩种指導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義制度”;又山高水長,簡括出兩條“南轅北轍”的建國思路。這不就是毛所指責的“兩條路線”?不正符合了毛所強調的“路線斗爭”?無可爭辯的是,沒有“從不讓步”的“原則問題”(毛澤東語),毛澤東絕不會下決心打倒劉少奇和半數以上的老革命、老戰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宮”之虞,“響應者無几”,“我死了怎么辦?”(毛澤東語)我們看到毛澤東确實是忍無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過,歷史和實踐糾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顛倒的是非。

60年代前期,在中國大地上,展開過一場廣泛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稱為“四清運動”。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群眾自我教育為主的運動,雖然夭折,但作為政治改革的—次可貴的嘗試,与同時期成功的經濟改革嘗試一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尤其是劉少奇為中國民主進程所做的努力,啟迪后世,在歷史中閃耀著光輝。然而,也留下許多疑點、謎團和重大課題,待我們去解答。而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運動指導思想上的同异,他們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判斷,融于我們的言行。

“四清運動”的由來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游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

劉少奇一惊,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云、田家英是在党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

劉少奇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

“文革”初期,劉源詢問父親,毛澤東的大字報批評“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是怎么回事,劉少奇的回答正是從這一幕開始的。

“大躍進”及隨后的反右傾,造成國家一片混亂,万家墨面,千村蕭索,經濟瀕臨崩潰,人民忍飢挨餓,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党的思想,卻沒有統一領袖們的思想,對如何克服困難出沒有取得共識。大會一結束,毛澤東即去武漢了。
 

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大家共同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即通稱的“西樓會議”。

討論時發現當年的預算仍有巨額赤字,5年累計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應量和社會購買力之間的逆差,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緊。針對這一情況,劉少奇說:“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气!”他認為國民經濟處在“非常時期”,要求大家必須拿出一整套經濟、政治方針,“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陳云同志在會上作了系統發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組成員會議上講話,對嚴重的困難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難的辦法。

3月中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多數常委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五月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小組關于1962年調整計划報告草稿。鑒于前三年經濟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干部又害怕將困難估計過頭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于被動。共產党員的革命气概,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而且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挺起腰杆前進。

根据“七千人大會”的精神,中央決定,對近几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党員甄別平反。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鄧子恢談農村工作時說道:适當擴大自留地,社員會滿意的,在分散的地區有一些農戶單干也應允許。會上還談了許多有關工農業生產、內商外貿以及對外政策的問題。

劉少奇贊同這些主張,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為求得平衡。分田單干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賞“冒進就是馬克思列宁主義”、“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澤東看來,“退”就是复辟。

事關重大,要請毛澤東作決定。正好毛的秘書田家英調查回來,向劉建議搞包產到戶,劉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來。田打電話說了一下情況,毛回答:好呀!過几天回京。田十分興奮地向劉報告:看來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說:“田家英的話不准确,還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見。”她說對了,田家莢果然領會錯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澤東問到北京。陳云同志立即約毛,系統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當時只問了几個問題,未置可否。陳亦感覺毛不反對,只是仍在考慮。

毛澤東很快即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發生了前面敘述的那一幕。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長舒口气,以為雷霆已過。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村工作,生產、糧食、商業等問題。10天的預備會,討論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會議正式開幕。出人預料,毛澤東提出了階級、形勢与矛盾問題,他特別提出“中國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承認階級存在,就應承認社會主義与資本主義矛盾的存在”。他進而提出:“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体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講話石破天惊,原定議程全部被打亂。所有關于經濟調整的緊急事務,根本無法再進行討論。會議轉向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階級斗爭問題。

在以后的會議期間,毛還多次發言和插言,說:“—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的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這是搞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搞資產階級專政廣義將“資本主義農業專家”的大帽子扣在鄧子恢同志頭上,從而上綱到“資本主義复辟”,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義。

正值此時,彭德怀給毛澤東和党中央寫了“八万言書”,為自己申辯,這本是一种維護党員最起碼權利的作為,卻被誤認為是向党挑戰,冠以“翻案”,遭到嚴厲批判。

在繼而的發言中,毛澤東大批“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權不住我們手里!”要堅決“反修、防修”,講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階及斗爭為綱”。

劉少奇本以為在游泳池的談話,已經平息了毛澤東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來的狂轟濫炸,使劉大感意外。經過短暫几日考慮,劉在接下來的會議和党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對困難估計得多了,同意毛的觀點。他發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還有過之。是什么原因呢?

這里,我們必須回到當年的現場。毛澤東和劉少奇相識40年,同為世所公認的大革命家、階級斗爭方面理論和實踐的巨匠人師。而滿座各級干部,几乎各個都是階級斗爭的專家和獲胜的佼佼者,衷心擁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十分不易,難免有失落之感,新學吃力可想而知。“經濟大革命”慘敗,刺激和衝擊足既惱火又無奈,提起階級斗爭,這些行家里手無不熱血沸騰,何況振臂—呼者,是統領他們“從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澤東,肯定—呼百應。

當時,國際上內憂外患,相當緊張。各級負責人的神經也相當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長期以來,干部中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脫离群眾的傾向日益嚴重,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腐敗叢生,愈演愈烈。當然,比起現今算是小巫見大巫,但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這一點上,毛劉完全—致,疾惡如仇,同仇敵愾。在場的老革命們,久沐毛劉思想理論熏染,對蛻化變質,一片喊殺,群情激昂。

毛澤東選擇“階級斗爭”這一題目,是任何人都無法、也不可能反駁的。歷史對老一輩革命家們自然擁護階級斗爭的決策和激情,都無可厚非。作為后人,必須尊重歷史。

當時,劉少奇還處于兩難境地:其一,既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又不損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將經濟調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對階級斗爭,如果節外生枝,把經濟調整和階級斗爭對立起來,—切皆空,或搞成第二個“廬山會議”,更遭殃了;其三,党內許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經濟,又不能不确認毛的領導權。

毛澤東自己對經濟工作也是心灰意懶,又不能不過問。而階級斗爭正是毛的長項,使他精力專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風廉政,制止腐敗,又利于經濟調整,共渡難關。何樂不為?

劉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評的同時,維護了“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的正确性。在北戴河會議和党的八屆十中全會總結、布置傳達時,他說:“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斗爭,一講階級和階級斗爭就聯系很廣,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聯系到階級來分析。”因此,只傳達到17級以上干部,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斗爭。“用少數人對付就夠了,全党不要卷入這個斗爭中,受它們的干扰,妨礙工作。”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同意“不要因強調階級斗爭放松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劉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階級斗爭為綱”。

毛劉總算一致了。畢竟,調整工作保了下來,糾錯改過之舉,付之于行,諸項政策迅速見效,經濟很快好轉复蘇。一直堅持到“文革”前,毛确實沒有再對經濟工作發表多少意見,國民經濟取得了較大發展。

經濟調整的基本趨向,是按劉少奇所說的“退”。從超階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現實的基礎上來,從“大干几年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盡管遠遠談不上“退夠”,但作為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成功實踐,進行了全面的、可貴的嘗試,為十多年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大量的現成經驗。至今,我們仍在向“初級階段”“退夠”,從某种意義上說,也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回歸之路上“退夠”。

當然,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是要見諸于行動的。在1963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的干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劉少奇說:“總是口里講階級斗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對象是投机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這里請注意:毛強調的是“教育”,劉講的是“階級斗爭”。對象是經濟領域里的腐敗分子。

在這次會上,毛劉共同确定在全國開展“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首先在城市里發動“五反”,即反貪污、反投机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在農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運動發展到后期,几乎全簡稱為“四清”。所謂“清”的內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釋。開始,基本限在經濟領域,后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

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緣于”以階級斗爭為綱“,不可避免,運動的全過程必然帶有极強的“左”傾色彩。關于其性質、目的和方法,兩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實不同。

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東南亞進行國事訪問。回到昆明時,指導“四清運動”的文件《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通稱“前十條”)已經制定出來了。文件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明确指出農村中的“四清運動”和城市中的“五反運動”“都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劉對“前十條”未表异議。

早在1961年,劉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農村蹲點44天,對基層存在的复雜問題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說真話的現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領導机關靠听匯報、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輕實效,以瞞和騙來應付差事。要了解真實情況,就得深入群眾。因國務繁忙,不可能离崗,所以他就讓王光美下去蹲點。他強調要“扎根串聯”,“背靠背”,為的是听到真話,了解真情。后來被人指責為“不相信群眾,搞神秘主義”。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劉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對他進行了一次批評,大家擔心王光美下鄉后,劉少奇的健康。因為劉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藥才能人睡。如果夜間無人照料,藥勁來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對王下去,嚴肅地要求他接受。劉認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見,但工作任務又必須完成”。怎么辦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鋪,以解眾憂。一直到1968年病危,劉少奇睡了5年地鋪。

王光美第一次下鄉是1963年11月,歷時5個月。地點是河北撫宁縣盧王庄公社桃園大隊。她离京前問劉,應該注意什么?劉只簡單地講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王每月回來一次,都向毛澤東匯報,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邊。”她并不理解這話的含義。王光美說,她是真心實意接受“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指導思想的,但也僅限于對多吃多占、貪污浪費的干部經濟退賠從嚴要求,或對基層干部工作的難處不夠体諒。至于如何挖上邊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會議匯報,即《桃園經驗》報告。報告的用語十分尖銳,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園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党”,“是一個兩面政權”。但是,直到工作組完成任務撤出,沒有開過一次斗爭會斗過誰,更沒有打過人,也沒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書記的職,仍以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其他犯錯誤的干部,檢討退賠后,取得了群眾諒解,都恢复了工作。証明桃園的運動,并沒有上升到對敵斗爭的高度,确實是一場教育。
  

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總結批轉全國,以示推廣。還推荐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毛多次鼓勵王,讓她到各地去講,在中央的會議上要劉少奇根据《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后來,毛更推出陳伯達在天津小站搞的經驗:陳一下去,就搞出三個“反革命集團”。什么“奪權”、“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詞匯都是從這里創造的。毛多次舉例表彰,批轉全國,倍加贊賞。

毛澤東提倡蹲點,劉少奇率先行動,響應者寥寥。劉對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滿。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評了許多高級干部。例如,他對江蘇省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同志說:“你就是背起個包袱,你是老江蘇,省委書記做了十多年,自以為了解江蘇的情況。我就說你了解的情況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為十年前農民是個体經濟,跑到鄉下去,還可以听到老百姓講話,群眾的意見容易反映上來。經過十年,你對階級斗爭的情況,對群眾中、社會上的情況,了解得少了。”江承認如此,劉追問:“那你為什么不下去蹲點呀?”這种單刀直入,未免使人難堪。劉還要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地委書記,不能當部長、司局長。”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
部長、1000多位司局長都下去了。毛澤東知道后,在几個省講:“我多次叫你們下去蹲點,你們不听。少奇一句話,你們都下去了,還是少奇厲害。”

根据劉少奇一貫的觀點:“人民內部矛盾,主要地表現為領導机關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講,是人民和領導机關的官僚主義的矛盾。”他說:敵人越打越少是客觀規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內部矛盾打錯了。

“四清”的主要目標是“四不清”干部,“對于‘四不清’的干部(他們不是敵人——原文),我們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并解釋道,“少捉人,一個不殺,矛盾不上交,處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縣以上范圍掌握比例,不是每個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這些“犯錯誤的干部,絕大多數也可能改正錯誤,如果一時不能改,只要他不進行破坏,也可以,也還是團結的對象”。

劉少奇不同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把敵我矛舌當做主要矛盾,從根本上說,他是把“四清”作為一場教育運動,認為“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他要求廣泛普遍地發動群眾,經過5年在全司搞一遍,每個村一個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統先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導運動、了解民情,使每個地方、每個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眾、領導和被領導、工作組和被檢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這就是所謂的“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通過教育達到團結,通過教育深入群眾,防止蛻化,掃除特權,也打擊了敵人,達到“防修”的目的。劉要求干部“統統上樓、個個洗澡”,人人過關,批判嚴—些,触及疼一些。

劉少奇歷來主張“解決人民矛盾的辦法,必須用新的辦法,新的方針,新的路線。必須允許洋眾采用小民主的辦法,來解決要解決的問題。不允許小民主,不經常采取小民主辦法,勢必要來個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正是建立法冶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也乏充分發揚民主,又防止無政府主義的根本。

劉少奇搞的社教運動,聲勢浩大,要求很高。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打擊的對象是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分子,要反對的是等級分化和權力异化。就是再擴大化,也只是一場廣泛的教育運動,通過“小民主”,達到群眾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盡管,劉少奇也附和了毛澤東“根子在上邊”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縣一級。同時,他又強調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處理,分別化解,也可以說是矛盾下放,從而阻止了無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堅持了毛澤東“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敵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從党性出發。他不厭其煩地反复講道:共產党是無產階級政党,根本宗旨是為勞動人民謀利。不服從工農意愿,甚至違背民意,強迫民眾,這些年還辦了損害群眾之事,還叫共產党嗎?這樣的政權不是人民的政權!顯然,這是指不符合或違背政權的宗旨。

毛澤東“完全贊成”聲勢浩大的運動方式,并要求“迅速實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布“后十條”,毛澤東給予很高的評价,說是反复向群眾請教的結果。鼓勵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書林克和衛士同去一個大隊。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鄉,到河北新城縣高鎮大隊。“后十條”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基層干部几乎都靠邊站了,“有棗無棗打三杆”,打擊面太寬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寫來報告,批評工作隊有“洪洞縣里沒好人”傾向。劉少奇立即批轉全國’:要相信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中共中央華北局隨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會堂向各省負責同志匯報糾正“左”的傾向,解放大多數的做法。

“后十條”在執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反映出這個文件的內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敵人“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一方面又提出“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前者是解決敵我矛盾,要奪權,后者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要教育。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運動開始時几乎完全一致,一樣的目標,一樣的積极,一樣的感情基礎。運動中期,呼應烘托相當默契,彼此非常滿意,但沒有持續多久,潛在的矛盾終于表面化了。

親密戰友的分裂

當初,恐怕連毛澤東和劉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嚴重,在制定“二十三條”時,似乎一夜之間突然爆發。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開了一個月的全國工作會議。薄一波的回憶錄對這次會議的內容記載得十分詳細。本文主要根据劉少奇向劉源的簡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對劉源的三次回憶來論述。

毛澤東說: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党。在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會上會下,毛對劉表示出強烈的不滿。

毛澤東講的是抓敵我矛盾,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變成敵我矛盾了!劉少奇不同意這一提法,緩和地說:“四清運動”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么矛盾解決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運動,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么社會里都能整;党內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重點是整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仍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敢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點誰的名,誰就倒了。“文革”——開始,張霖之同志首當其衝,慘遭酷刑拷打,成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動”的部長級高干。

至“文革”中,劉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錯,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不是社會主義你死我活的斗爭運動。不能總要找出敵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劉的這一段對話,點到了分歧的本質。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講及1963年決定發動社教運動的會上,正是毛澤東強調教育“一抓就靈”,劉少奇大講“階級斗爭”(后來証明主要是“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運動搞了一年多,此時,又是劉強調“教育”,毛大講“階級斗爭”(敵我矛盾的階級斗爭),出現奇特的顛倒。仿佛一個由理性趨向狂熱,一個由理性走入現實;一個升溫,一個降溫。太富戲劇性了!

我們必須請讀者搞清一個极端重要的差別:劉少奇講的階級斗爭的對象,是官僚主義分子和官僚特權階層,是指由等級分化、權力异化而來的變質分子;毛澤東講的階級斗爭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除了變質分子外,還包括由一般性貧富差异被誤認為階級分化而來的“新生資產階級’,而更多的是指領導意識、思想路線有不同意見的當權派。從自覺不自覺執行新民主主義方針,反對超階段主張,擴大到對反映基層呼聲,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見分歧,哪怕只是積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議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判為敵人。這就是為什么劉少奇執意反對這一提法的原因。

劉少奇本是在“很小規模”的會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見,卻沒料到真的被毛視為“政敵”了,說明劉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恰恰因此,他最終被扣上“中國最大的走資派”,自身成為他預見的典型,從反面証明了他的正确。毛澤東的錯誤,導致絕大多數“當權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衝擊。揪斗奪權,罷官勞改,元勛蒙難,冤獄諞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殘的千千万万……歷史又証明了劉少奇的正确。

這次會議原定是交流、總結經驗。會前,鄧小平出于好意對毛澤東說: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參加。這使毛惱火。同劉發生爭執后,毛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么剝奪《党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屆全國人大選舉國家主席那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匯報“四清”情況,還通知王光美也參加。選舉結果,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他到北京廳時,發現王光美也在場,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參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會議,心情很緊張。劉坐在對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談。毛澤東不滿地說:“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小站有一個陳伯達就行了。”又轉臉向劉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個入嗎?”劉說:“有群眾。”接著毛嚴厲批評了“煩瑣哲學,人海戰術”,“扎根串聯,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記了"32作隊領導運動”、“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條文是他親自批改強調的!毛直對劉嚴厲批道:“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又講必須同群眾見面,廣泛發動群眾,迅速打開局面。前面批劉“人海戰術”左了,后面又批劉右了,讓人摸不著頭腦。

毛澤東的這通教訓,是否對劉少奇糾正“左”而發,還是因別的什么反感才出爾反爾,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并對美國作家斯諾講道,正是此時,他決定打倒劉。

毛劉爭執,鬧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無所适從。安子文請出開國元勛們從中緩解。陶鑄、安子文也到住宅給劉提意見。劉少奇顧全大局,主動向朱德、賀龍、陳毅、林彪等征求意見,開了党的生活會,征求和听取批評。政治局開會時,劉又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矛盾繼續向對抗方面發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許只是此刻,毛才橫下心來。

綜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來,對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強調的是打倒由階級分化(當時生產資料已全都公有化)而產生的資產階級及其走資派,劉強調的是消滅由等級分化(隨時都有權力异化的危險)而產生的官僚特權階層;毛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复辟(中國并無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劉反對的是封建主義复辟(中國有几千年的封建社會遺留);毛要解決的是敵我矛盾問題要解決的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毛主張針對敵人,打倒對立面,消滅對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劉主張針對自己人,擴大教育面,團結教育面,解放大多數,是一場“廣泛深入”的教育。

毛澤東指責劉少奇“形左實右”,是針對劉搞的運動,要“割掉封建尾巴”,開展大規模教育,被毛視為“打擊一大片”(形左);而劉并不是要打倒、消滅毛認定的敵人,在毛看來,就是“保護一小撮”(實右)。因此,他們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思想,在本質上完全是南轅北轍,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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