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04月19日

施明德在《蘋果》論壇發表質疑蔡英文性向的大論。儘管施先生曾是我年少時十分景仰的民主英雄;但對其評論中的許多觀點,筆者無法苟同,因為不但許多邏輯說不通且頗牽強。

首先,施先生認為總統屬最「腐化邪惡」的絕對權力,因此任何要參選總統的人,都必須完全攤在陽光下受人檢驗。這種想法合情合理,唯若其能在蔡英文確定成為民進黨2012年總統參選人、成為其口中所謂「真正的敵人」後再對她提出檢驗,並將所有目前針對蔡的質問一視同仁地施諸他黨候選人身上,豈不更符合其「總統的敵人」的高度?眼下蔡尚未出線,便急於攻訐她一人,予人的觀感比較像施只是「蔡英文的敵人」,而非「總統的敵人」,目的也不像在為台灣百姓檢驗未來可能的領導者,而是私人恩怨或試圖影響蔡的選情。

其次,施先生認為蔡過去不管在「靜態」或「動態」的政治言行上,都有許多前後不一之處,因此擔憂其在「保護嚴密」的狀態下(說實在,若蔡真的「保護周到」,豈容任何人隨便揭露其在政壇下曾經做過什麼、說過什麼?)背後不知隱藏多少不為人知的恐怖企圖。這樣的憂心也不無道理,但施先生似乎只挑蔡英文過去從政經歷的矛盾提出針砭就甚具說服力了(別忘了十八趴一事就曾令蔡的民調支持度大跌),何苦再牽扯她的性別認同?

貪污與否無關性向

再者,施先生為了將其質問蔡英文、原屬私領域的性向問題合理化,於是提出《財產申報法》只限定「異性配偶」的論點,擔心蔡若果為同志卻隱匿不報,唯恐徇私寵任潛在的「同性配偶」大行貪贓枉法之事,而現行法令卻完全無法監督她。此話令人聽來更覺啼笑皆非,就算蔡是異姓戀且已結婚,難道她就不會任用不為人知的「閨中密友」或「青衫之交」在政壇上豪取強奪?若依施先生的憂心,那麼我們該追問的似乎不是蔡的性向,而是未來圍繞在她身旁的人與她的關係。就像我們如果擔心馬總統可能有「祕密之交」在為他暗中掠劫私利,應該查察的不是馬總統的性向,而是他的幕僚中是否有為他「徇私舞弊」者──而這個人未必是男人或女人,也不必扯到任何肌膚之親。難道說馬永成以前曾幫陳水扁做過不少私領域的事,那麼他跟阿扁必然有「一腿」?

至於施先生拿幾位國際政壇坦誠自己是同志的女性政治人物為例,強調「沒有出櫃的勇氣與誠信,如何領導國家」,乍聽之下鏗鏘有力,但仔細讀來,則言下之意似已認定蔡是同志,目的不在檢驗蔡有沒有誠信,而比較像在鼓勵她誠實「出櫃」。換言之,公義只是幌子,私領域的探密才是其興趣所在。

以施先生過去令人景佩的從政經驗,要為全民檢驗一個人是否堪任國家領導人,隨便在公領域著墨,便足以振聾發聵,應該不必再訢訢於蔡英文的性向了吧?

作者為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你還是死了心的好(張大春)
2011年 04月19日

施明德在10日下午舉行記者會,宣布「我心未死」。4月15日,當他再拋出總統候選人的「性向」問題之際,我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原來「心未死」是一個歇後語,意思應該是指腦殼壞去。

對於總統或總統候選人是不是同性戀、雙性戀的追究本來是不值一辯、也不值一罵的議論,然而施明德之黔驢技窮卻暴露出一個廣泛存在的問題:對於國、民兩黨各懷失望的選民究竟應該在哪一個層次上尋找或建立「第三勢力」?質言之:施明德的愚蠢不是到15日才現形的,早在10日發布的「我心未死運動」已現端倪──所謂「窺一斑而見全豹」;從他提出曹興誠、陳文茜、羅大佑這樣的總統參選人名單便可得知,施明德只看見了名人,且除了人名外,他對這些名人所知亦甚為有限。

將社會上不同領域中頗負聲望的名人推向總統參選之路,一方面調戲了這些名人,一方面也輕薄了民主。施明德若非從根本上缺乏對國家大政的尊重和責任感,即是放大了媒體知名度的內涵和意義;將一種屬私人聚會上調笑耍噱頭的把戲搬到無能反省的媒體上,形成短暫的話題炒作,這就不只是對民主的基本運作無知,更是利用個人剩餘的傳播力,推波助瀾地鼓吹淺薄和媚俗的價值;而窮究政治人物的「性傾向」更只是一個低劣的結果,這種缺乏公德心的手段能夠得逞,是有其背景的。

政治明星妨礙思考

從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來,台灣的政情就陷入了「非藍即綠」的簡陋選擇。「中間選民」之說、「第三勢力」之說無時無之,然而無論是大大小小的選舉,每到蓋上選票戳印的那一刻,都還是墮入了含淚選邊的惡業。人們看似不停地在尋找一個有器識、有格調、有操守的領導人,卻越來越有等待果陀的失落覺悟,因為所有的政治明星都欠缺長遠且有效的公共允諾,而人們似乎也不在意,因為人們只在意名字,無論那是人的名字、或是黨的名字。但凡不落入二選一者,居然還可以清流自喜了。

然則,與其追問台灣的選舉有沒有第三個選項,不如追問台灣的公民社會在關心政治的時候能否具備一種超越名字的能力。唯其當絕大多數的公民意識到某些名字的空洞化,才有機會真正進入公共事務的本質。無論當令與否、過氣於否,政治明星的名字往往正是妨礙公民參與政治思考的障礙,也唯有排除這個障礙,被期待的政治人物也才能成為自由流動的資源,而非政黨、政權或意識形態的芻狗。

近一個世紀以前的梁啟超曾分析過武昌起義與迅速成立南京臨時政府的時局,認為:「此次革命,由表面觀之,則政治革命、種族革命而已,若深探其微,則思想革命實其原動力也。」也就是在「申論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之得失」這篇文章之中,梁氏表示:「立憲之原因,則君主之肯與不肯,固佔部分,然其肯與不肯,仍在人民之求不求。故人民之求立憲,實能立憲之最高原因也。」梁啟超本人默觀世事,在國體信仰上一生數變,其間差異之巨、變遷之烈,可令今人咋舌。然而不變的是他對中國政治所需之「公共信條」的堅持。他總相信:無論個人、黨派甚至國家體制之差別如何之大,也無論那是憲法或約法,更無論出於皇帝、軍閥或總統,政治人物必須面對公共允諾,而公共允諾顯然來自公民的呼喚。

公民呼喚的層次要低到什麼程度,才會任由一個跳樑小丑提醒大家注意總統參選人的「性傾向」呢?這無須問施明德,讓我們捫心自問吧。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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