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歷經時代波折,古典詩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尤其田健治郎代治台之後,詩成為台日政壇與文壇的橋樑,日本時代全台約有200~300個詩社,台灣更一度被稱為「詩人島」。

     台灣早年詩風興盛與書房教育有關,成大中文系教授施懿琳指出,日據前的文人要考科舉,大多會用漢文寫漢詩,像鹿港秀才洪棄生,詩就寫得很好,還以漢詩留下不少珍貴的歷史資料。

     出生日本時代,正統教育是日文,但放學前後去私墊學漢文的「二世文人」也會寫漢詩。像賴和1924年的(飲酒詩):「…眼前救死無長策,悲歌欲把頭顱擲。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就以古典詩寫下心中的反抗。

     為拉攏台灣人,日人統治初期派了一批會寫漢詩的人來台,田健治郎和之後的幾任總督都很會寫詩。施懿琳指出,當時逐步廢除書房,也不讓台灣人群聚,但對詩社採鼓勵態度,刺激詩社發展。根據統計,1921~1937年台灣增加近160個詩社,幾乎成為全民運動。

     有的詩社也以日文書寫,像1930年代走寫實路線的「鹽分地帶詩人群」、1935年由楊熾昌等人組成,走超現實主義的「風車詩社」,前者具有非常強的本地特色,領導人為吳新榮,現在已轉型為文藝營。

     在新舊文學論戰之後,有人對舊詩的意義抱持懷疑,不過施懿琳認為,古典詩在百年來政局多變的台灣始終沒有中斷,是保存傳統文化重要的伏流。

     1937年日本全面禁止報紙漢文欄,逼迫以日文書寫,唯一容許的是漢詩,為表達抗拒,引發一波「二世文人」回籠寫詩風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9年由賴和、楊守愚、陳虛谷等人在彰化成立的「應社」,並產生一種以「舊形式表達新思想」的古典詩。

     1945年日本戰敗,國府派駐來台的于右任、賈景德、吳稚暉、徐復觀、李漁叔等人詩學涵養都很深厚,一度造成台灣詩壇勢力重整。二二八事件折損台灣新文學精英,但古典文學仍然延續。

     施懿琳說,到現在古典詩還一直有人寫,學院中也有一批人改以部落格串連,透過網路互動,像張大春寫詩也樂於在部落格與人討論。老一輩的台南鯤瀛詩社也仍舊活躍,古典詩在台灣是始終不曾枯竭的伏流。

百年文壇無可言喻的愛與痛

    2011-06-06
    工商時報
    【崔慈悌】

     「琴聲疏疏,注不盈清冷的下午」「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端午節是詩人節也是屬於文學的日子,節前卻不幸發生作家黃春明被嗆事件,就像詩人余光中、鄭愁予用電光石火般靈感,捕捉瞬間情感的光影,台灣文學家也用筆感動了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拍攝《他們在島嶼寫作》的文學大師傳記電影。

     無論使用何種母語,也無論使用什麼文字,童子賢說,「舊日的文學家們,那是一群心靈美麗而忍受漂泊與肉體艱苦的人…讓台灣在物質貧乏中,心靈更有內涵。」百年來歷經日本殖民與國民政府來台兩次家國之變,成為台灣文壇最無可言喻的愛與痛。

     秀才沒科考 穿馬褂抗日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成大中文系教授施懿琳指出,當時讀書人最痛苦的是本來要準備考科舉卻突然行不通了,而且竟然被過去視為蠻夷之邦的日本統治,當時包括鹿港秀才洪棄生等人就堅持穿長袍馬褂不剪辮,作品也反映出台灣人強烈反抗的心情。

     1919年田健治郎成為第一任文官總督,提出內地延長主義,換言之就是把台灣人當作日本人看待,田健治郎也與台灣仕紳經常詩歌往返,讓許多文人開始接受日人統治的事實。

     台灣文學館長李瑞騰以曾在館內展出的林獻堂與梁啟超40幾件往返書信為例,當時文壇領袖梁啟超把文化啟蒙運動和對抗觀念,與林獻堂這樣的台灣知識份子討論─既然無法武力對抗就進入體制交流對話。

     西方思潮起 文壇掀戰火

     1920年代之前台灣只有古典文學,日本來台推動教育,帶進西方思潮,加上1919年大陸五四運動,引爆了台灣1924~41年長達10多年的「新舊文學論戰」,開出第一槍的是張我軍。

     施懿琳指出,之前的台灣文人大多是訂個題目比賽誰作的好,言志的部分較少,張我軍曾到大陸受五四運動啟蒙,回台後重砲抨擊台灣文學的不進步,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詩人陳虛谷等人陸續加入,舊文學派也以筆戰回擊,文壇戰火蔓延,也開展了台灣的新文學運動。

     政治因素也為新文學推波助瀾,1923年多位台灣文化精英被日本當局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被捕,賴和被關在拘留所,蔣渭水、林幼春、蔡惠如、陳逢源等人被判入獄。

     施懿琳說,這次事件刺激台灣知識份子對自身處境與文化命運更深刻的思考,這批人還特地在監獄外合影留念,一向謙和的賴和擺了一個罕見的非常不以為然的姿勢,之後留鬍鬚宣示要與少年的自己告別,從此要積極反抗。

     新文學反日 部部辛酸淚

     此後的台灣文學作品也反映出與日本統治者折衝樽俎的過程,李瑞騰舉例,比較早期的賴和「一桿秤仔」,主角把日本警察幹掉再去自殺,雙方玉石俱焚;楊逵的「送報伕」,因為日本糖業政策剝削台灣人和他們的土地,主角從日本留學回來後決定與鄉親們一起對抗日本帝國主義,都是典型的反抗。

     但隨著時間愈久,台灣人的作品逐漸轉為無奈和接受,李瑞騰說,像呂赫若或是更晚的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反映出來的是台灣知識青年每天在為三餐辛苦,哪還談什麼理想!王昶雄的「奔流」,更透過小說寫出台灣人一心想成為皇民,躍升上流社會階級。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日本高度緊張,6月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欄,規定只能用日文來書寫。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對文學作品的思想採取更嚴厲管束,不僅聚集台灣文人召開大東亞文藝大會,還被安排參觀,像龍瑛宗就去日本海軍,陳火泉到農場,楊逵在礦坑,回來必須宣揚國策,還規定作品要振奮人心,不能有灰暗思想。

     不願配合的賴和再度被關,楊逵也進出監獄好幾次,連結婚時都被抓,夫妻兩人笑稱是「公費蜜月旅行」,「劍樓書塾」的歐劍窗則在美國飛機轟炸時死在獄中。

     要表達真正想法只有偷偷寫,作家鍾肇政就透露,吳濁流1943年起稿寫「亞細亞的孤兒」時,「每天寫一點點,藏在裝木炭的竹籠裡(用竹片編的籠子),就利用假期,把一個禮拜寫好的東西,帶到大茅埔的老家藏起來。」

     戰後廢日文 文人紛停筆

     戰後台灣政壇重新洗牌,剛開始官方的作法與日本人初期很像,嘗試與在地人建立和諧互存關係,不過隨著大陸局勢的吃緊,對台政策開始緊張,1946年10月25日宣布廢止日文使用,更讓吳濁流、龍瑛宗等作家被迫停筆,成為「瘖啞的一代」。

     即使如此,台灣文人對政府仍抱持高度期待積極學習中文,施懿琳舉例,像陳火泉就參加函授學校,葉石濤據說是抄紅樓夢,陳千武在軍隊中透過公文來學習,呂赫若1947年過世前已有4篇優秀中文小說。

     但是一場二二八事件,卻讓台灣文學精英折損慘重,加入台共的呂赫若逃到深坑石碇一帶後從此消失;被稱為「台灣麒麟兒」的作家朱點人在台北車站遭槍決;楊逵發表和平宣言,被抓到綠島關了12年。

     未遭人身迫害的文人,心靈也是傷痕累累,張文環至此經商不再碰文學;鍾理和從病房窗口親眼目睹二二八的實況,也經歷親人密友遭到捕殺的悲痛,此後的作品不再有當年的氣盛,轉而籠上淡淡悲涼。

     反共文藝熱 寫作掀風潮 1950年政府成立中國文藝協會,由隨政府來台的張道藩等人主持,用意在推動反共文藝,卻也帶動寫作風潮,包括王藍、謝冰瑩、琦君、張秀亞、洛夫、林海音等人,都是重要成員。台灣作家廖清秀的「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和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也獲得中華文藝徵文大獎。

     1954年起現代主義在台灣開始萌芽,現代詩運動展開,紀弦、鍾鼎文等人開辦了藍星詩社,台大外文系的夏濟安等人也辦了「文學雜誌」,帶動一批人如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劉大任等學院派加入作家陣容,並介紹許多西方作品,60~70年代「現代文學」、「中外文學」陸續開辦,現代主義文學蔚然成風。

     本土意識也在1960年代再度崛起,1964年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為台灣人作家提供寫作出版的環境,笠詩社也在當年成立,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鄉土作家陸續嶄露頭角。

     兩股文學勢力引爆了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雙方對「鄉土」的定義相持不下,這場文學論戰的洗禮,對文壇產生很大的影響,加上美麗島事件,台灣文學開始回歸傳統和現實,現代主義逐漸消退,報導文學文類開始興起。

     1980年代之後,台灣文學走向多元,黃凡、張大春、苦苓、楊澤、廖輝英等人的作品開始廣為人知,小野、吳念真、朱天文、朱天心、林文義、向陽、白靈,羅智成等不同題材、不同書寫模式的作家和作品陸續出現,各有讀者也各有市場。

     科技日日新 網路閱讀興

     1990年代中期以後傳播科技帶動文學思潮,政治力消退經濟力上升,李瑞騰說,現在是市場決定一切,看誰的書能在大出版社出版、得獎,許多人不讀書但仍在網路閱讀,閱讀習慣在改變,台灣文學也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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