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7 05:30
這也許是連馬克．祖克柏都始料未及之事，當Facebook的原創概念於2004年迸發於這位有著棕色自然鬈的高加索人種腦袋瓜時，同時宣告某種現代新興宗教之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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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0 週一 202506:45
我與父【劉庭妤】
- 9月 07 週日 202518:59
How to attract the wombat / by Will Cu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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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Nonpareil Book,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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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9 週四 202509:37
導讀
蘇利南昆蟲之變態
導讀
「她的」博物學（Herstory of Nature）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有位博物學家，主要活躍在法蘭克福與阿姆斯特丹。這名博物學家以其植物學與昆蟲學研究聞名；且與當時主流的博物學研究不同，其關心者從來不只是分類，而是生物的生命史，以及生物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名勇於挑戰科學主流的博物學者，其人生也是波瀾壯闊。1692年，因其生活理念不同，其走上離婚一途；1699年，時年52歲，這名博物學者與女兒，遠赴荷蘭於南美洲的殖民地蘇利南。在過來的兩年間，其與當地原住民和被歐洲人運送至該地勞動的黑奴建立友好關係；這些「當地人」與其分享生活中的各種植物與昆蟲知識，這名博物學者也以生花妙筆將之記錄下來。在那個南美印地安人與非洲人若不被當成「奴隸」就是「野蠻人」的年代，這名博物學者對其報導人懷有高度敬意；在寫作與畫作中，其不僅避免使用類似詞彙，甚至還違逆當時的學術慣習，給予報導人一定的學術認可。兩年後，由於瘧疾肆虐，這名博物學者回到阿姆斯特丹；1705年，《蘇利南昆蟲之變態》（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奠定其在博物學的地位。我們現在知道，這名博物學者倡議之「關係為中心」的博物學，僅管在當時並非主流，日後在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發揚光大下，成為今日生態學的核心；而其念茲在茲、且以精妙之插圖闡明之昆蟲與植物的生命史，於十九世紀末期成為分類學的標準配套。有著熱帶醫學之父之稱的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之所以能為熱帶疾病的病媒提出嶄新見解，協助羅斯（Ronald Ross, 1857-1932）贏得1902年的諾貝爾生醫獎，很大程度得歸功於生命史為中心的分類學。
現在我問各位，這位博物學家是男還是女？
答案是女性，名字是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 1647-1717）；各位手中的這本書，便是梅里安在結束蘇利南的考察後，結合其一貫之關係與生命史為中心的博物學，以及蘇利南當地人的在地知識後，呈現給歐陸博物學社群的作品。
*****
之所以會用如此迂迴的手法來介紹梅里安出場，靈感主要來自臺大心理系教授謝伯讓於《泛科學》上的一篇文章（pansci.asia/archives/73758）。謝教授要問的問題是「哲學（以及數學和物理）排擠女性？」，而他以如下的場景開場：
文人雅士群聚的巴黎左岸，一對父子攜手從咖啡館前走過，一位正在高談闊論的哲學家見到了這對父子，此大哲學家先是眉頭一皺，隨後就氣定神閒的跟旁人說到：「這小孩是我兒子！」
請問，這位哲學家是小孩的什麼人？
我必須承認，當我看到此問題時，我完全沒想到這位哲學家可能是那小孩的媽媽；換言之，儘管我略有涉獵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中的性別議題，我似乎還是如謝教授要提醒我們的，在思考科學家是誰時，有意無意地落入性別盲點或刻板印象。我甚至不用援引如Emily Martin關於「勇猛直前之精子」對上「端莊賢淑之卵子」的經典研究；日前，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Esther Duflo、同校經濟學教授Abhijit Banerjee與哈佛大學Michael Kremer榮獲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弔詭的是，中文世界就不用說了，在英文世界，若干主流媒體係以「Abhijit Banerjee教授之妻」來稱呼Duflo教授，彷彿「妻子」就是這位了不起之經濟學者最重要的頭銜。再把時間往前推一點。各位讀者應該還記得，2017年，南韓釜山大學教授Robert E. Kelly在接受BBC的連線專訪時，有兩個小孩亂入，緊接著有位亞裔女性衝進來，把小孩拖離現場。這讓人會心一笑的片段，引發這名女性是誰的熱烈討論。不少人推測該名女性為保母時，事實證明，她是Kelly教授的妻子金正雅（Jung-a Kim）。
*****
諸如此類的性別刻板印象，既是梅里安在其時代努力要顛覆者，同樣也成為當代歷史學者努力要以梅里安為例來顛覆者。以《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聞名於世的歷史學者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曾寫過梅里安的傳記，收錄在《邊緣上的女子：三段十七世紀的生活》（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一書，1995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據戴維斯的分析，梅里安只在著作中揭露其女性身份一次：梅里安想像有位讀者請教她關於1679年大量出現的大型毛蟲是否會對植物造成傷害，她回說，「依我女性的單純」（meiner Weiblichen Einfalt），傷害已經造成了（見頁154-155）。至於梅里安為何要如此？可能的原因是，僅管自博物學被認可為一類科學以來，女性從未缺席；但其角色如不是採集者，就是標本製作者或繪圖者，充其量只是「助手」，極少被當成是一位「作者」。這又會牽涉到，對梅里安時代的女性而言，允為博物學者之重要「通過儀式」的海外探險，除非是以殖民官員的妻小為之，否則是可遇不可求的。關鍵不在女性的生理構造，而是當時的社會氛圍；隻身前往海外的女子往往會被當成妓女──事實上，若梅里安不是先仰賴「焉能辨我是雌雄」的策略，在博物學社群中取得一席之地；她是否能以「離婚婦女」的身份，帶著小孩子，遠赴蘇利南從事田野調查，可能還在未定之天。
不過，梅里安或許採取了「焉能辨我是雌雄」的策略，但這不表示，「她的」博物學就完全等同於「他的」博物學。戴維斯便認為，與當代的博物學家不同，分類一直不是梅里安關心的重點，這讓其精心製作的昆蟲與植物圖鑑呈現相當不同的風格。的確，打開同時期的博物學圖鑑，你會看到的是，一種希望把時間凝結在圖面上的努力；若沒有如此，一株採下來的枝條，或某隻正在躍動的生物，即將走向衰敗與變化，讓造物者悉心打造的原型，就此消失在讀者的目光中。梅里安的博物學則不然。在她的圖像中，時間是流淌的，甚至是循環的；讀者看到的，不會是試圖拓印出造物者心目之原型（type）、將剎那當成永恆的努力；相反的，梅里安試著描繪一組組關係構成的生態系；在其中，剎那即是永恆。
Londa Schiebinger的《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生物探勘》（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亦處理到梅里安博物學的特殊性。按照Schiebinger的說法，儘管「植物」與「帝國」為這本書的關鍵字──但她想要呈現的，既不是植物學家如何以帝國主義為後盾、於殖民地發現了種種植物界的珍稀物種的歷史，也不是治理與擴張之於帝國的必要性如何讓植物學轉為一類「大科學」（big science）。相反的，Schiebinger告訴我們，她要說的故事，是某些生物與環繞在該生物周遭的俗民知識，如何在揭露後、旋即受漠視的歷史。Schiebinger認為，梅里安悉心繪製與描述的flos pavonis（即peacock flower，孔雀花之意。見圖45）便是當中最顯著的例子。梅里安觀察到，在蘇利南，淪為奴隸的婦女，為了避免後代繼續踏上同樣的悲慘命運，以該植物來早產；理由在於，當地人相信，即便在白人的土地上，這些生命消逝了，但很快地會在另一片土地上重生。然而，Schiebinger指出，除了梅里安之外，十八與十九世紀的自然史家對此孔雀花的效用大多語焉不詳；戴維斯則指出，儘管梅里安在蘇利南的研究讓她贏得跨國聲譽，其對各類地方知識的記載，乃至於藉此對奴隸政策的批判，當代的博物學社群多半不置可否，認為這或許是梅里安「女人的單純」所致。Schiebinger認為，這就牽涉到當時歐洲社會對於墮胎的態度；歐洲婦女當然也有墮胎的需要──但與其仰賴如孔雀花這樣的墮胎藥，墮胎多仰賴醫師之手、以暴力、侵入性、對女人身體有害的方式為之。Schiebinger呼籲科學史研究在探討科學社群各式各樣的「致知之道」之餘，也應花更多的心思探討歷史上究竟多少類似孔雀花的例子。如果說科學史、科學哲學與STS研究的焦點總放在科學社群是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即認識論；epistemology），Schiebinger指出，或許我們需要更多關於科學家如何「不識」這個世界的經驗研究（Schiebinger稱之為「不識論」；agnotology）。
*****
我的不識論或許是這篇導讀一直難產的原因。幾個月前，當暖暖書屋的歐陽主編邀我為梅里安的書撰寫導讀時，我不加思索地答應了。我知道這本書，也自認對博物學史還算了解；但一旦 “natural history” 要轉為 “herstory of nature” 時，我不時發現腦袋像打了結，過去奠基在分類、地理大發現、採集、機械論的理解，在梅里安這本巨著前，似乎都無用武之地。這是一本圖鑑；但正如科學史家Lorraine Daston告訴我們的，圖鑑蘊含的是一種世界觀，甚至是一種把世界做出來（worlding）的實作。1719年，當《蘇利南昆蟲之變態》再版，我們可自其新版的標題頁圖片（見本書第1頁）中，一窺這世界大概是什麼樣子。按照戴維斯的分析，這也是充分顯露梅里安之個人風格的封面。當中我們看不到什麼裸體的「土著」或小孩畢恭畢敬地呈現動植物標本給四體不動的男性博物學家；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女性，與意味著助手與當地人的小孩們，親暱地討論各種動植物標本。在物種急遽消失、野火叢生、連空氣都開始變得有毒與有害、某位總統候選人把為台灣長照作出莫大貢獻之女性都叫做瑪麗亞的時代，我想我們需要梅里安這本書。
導讀
「她的」博物學（Herstory of Nature）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有位博物學家，主要活躍在法蘭克福與阿姆斯特丹。這名博物學家以其植物學與昆蟲學研究聞名；且與當時主流的博物學研究不同，其關心者從來不只是分類，而是生物的生命史，以及生物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名勇於挑戰科學主流的博物學者，其人生也是波瀾壯闊。1692年，因其生活理念不同，其走上離婚一途；1699年，時年52歲，這名博物學者與女兒，遠赴荷蘭於南美洲的殖民地蘇利南。在過來的兩年間，其與當地原住民和被歐洲人運送至該地勞動的黑奴建立友好關係；這些「當地人」與其分享生活中的各種植物與昆蟲知識，這名博物學者也以生花妙筆將之記錄下來。在那個南美印地安人與非洲人若不被當成「奴隸」就是「野蠻人」的年代，這名博物學者對其報導人懷有高度敬意；在寫作與畫作中，其不僅避免使用類似詞彙，甚至還違逆當時的學術慣習，給予報導人一定的學術認可。兩年後，由於瘧疾肆虐，這名博物學者回到阿姆斯特丹；1705年，《蘇利南昆蟲之變態》（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奠定其在博物學的地位。我們現在知道，這名博物學者倡議之「關係為中心」的博物學，僅管在當時並非主流，日後在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發揚光大下，成為今日生態學的核心；而其念茲在茲、且以精妙之插圖闡明之昆蟲與植物的生命史，於十九世紀末期成為分類學的標準配套。有著熱帶醫學之父之稱的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之所以能為熱帶疾病的病媒提出嶄新見解，協助羅斯（Ronald Ross, 1857-1932）贏得1902年的諾貝爾生醫獎，很大程度得歸功於生命史為中心的分類學。
現在我問各位，這位博物學家是男還是女？
答案是女性，名字是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 1647-1717）；各位手中的這本書，便是梅里安在結束蘇利南的考察後，結合其一貫之關係與生命史為中心的博物學，以及蘇利南當地人的在地知識後，呈現給歐陸博物學社群的作品。
*****
之所以會用如此迂迴的手法來介紹梅里安出場，靈感主要來自臺大心理系教授謝伯讓於《泛科學》上的一篇文章（pansci.asia/archives/73758）。謝教授要問的問題是「哲學（以及數學和物理）排擠女性？」，而他以如下的場景開場：
文人雅士群聚的巴黎左岸，一對父子攜手從咖啡館前走過，一位正在高談闊論的哲學家見到了這對父子，此大哲學家先是眉頭一皺，隨後就氣定神閒的跟旁人說到：「這小孩是我兒子！」
請問，這位哲學家是小孩的什麼人？
我必須承認，當我看到此問題時，我完全沒想到這位哲學家可能是那小孩的媽媽；換言之，儘管我略有涉獵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中的性別議題，我似乎還是如謝教授要提醒我們的，在思考科學家是誰時，有意無意地落入性別盲點或刻板印象。我甚至不用援引如Emily Martin關於「勇猛直前之精子」對上「端莊賢淑之卵子」的經典研究；日前，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Esther Duflo、同校經濟學教授Abhijit Banerjee與哈佛大學Michael Kremer榮獲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弔詭的是，中文世界就不用說了，在英文世界，若干主流媒體係以「Abhijit Banerjee教授之妻」來稱呼Duflo教授，彷彿「妻子」就是這位了不起之經濟學者最重要的頭銜。再把時間往前推一點。各位讀者應該還記得，2017年，南韓釜山大學教授Robert E. Kelly在接受BBC的連線專訪時，有兩個小孩亂入，緊接著有位亞裔女性衝進來，把小孩拖離現場。這讓人會心一笑的片段，引發這名女性是誰的熱烈討論。不少人推測該名女性為保母時，事實證明，她是Kelly教授的妻子金正雅（Jung-a Kim）。
*****
諸如此類的性別刻板印象，既是梅里安在其時代努力要顛覆者，同樣也成為當代歷史學者努力要以梅里安為例來顛覆者。以《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聞名於世的歷史學者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曾寫過梅里安的傳記，收錄在《邊緣上的女子：三段十七世紀的生活》（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一書，1995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據戴維斯的分析，梅里安只在著作中揭露其女性身份一次：梅里安想像有位讀者請教她關於1679年大量出現的大型毛蟲是否會對植物造成傷害，她回說，「依我女性的單純」（meiner Weiblichen Einfalt），傷害已經造成了（見頁154-155）。至於梅里安為何要如此？可能的原因是，僅管自博物學被認可為一類科學以來，女性從未缺席；但其角色如不是採集者，就是標本製作者或繪圖者，充其量只是「助手」，極少被當成是一位「作者」。這又會牽涉到，對梅里安時代的女性而言，允為博物學者之重要「通過儀式」的海外探險，除非是以殖民官員的妻小為之，否則是可遇不可求的。關鍵不在女性的生理構造，而是當時的社會氛圍；隻身前往海外的女子往往會被當成妓女──事實上，若梅里安不是先仰賴「焉能辨我是雌雄」的策略，在博物學社群中取得一席之地；她是否能以「離婚婦女」的身份，帶著小孩子，遠赴蘇利南從事田野調查，可能還在未定之天。
不過，梅里安或許採取了「焉能辨我是雌雄」的策略，但這不表示，「她的」博物學就完全等同於「他的」博物學。戴維斯便認為，與當代的博物學家不同，分類一直不是梅里安關心的重點，這讓其精心製作的昆蟲與植物圖鑑呈現相當不同的風格。的確，打開同時期的博物學圖鑑，你會看到的是，一種希望把時間凝結在圖面上的努力；若沒有如此，一株採下來的枝條，或某隻正在躍動的生物，即將走向衰敗與變化，讓造物者悉心打造的原型，就此消失在讀者的目光中。梅里安的博物學則不然。在她的圖像中，時間是流淌的，甚至是循環的；讀者看到的，不會是試圖拓印出造物者心目之原型（type）、將剎那當成永恆的努力；相反的，梅里安試著描繪一組組關係構成的生態系；在其中，剎那即是永恆。
Londa Schiebinger的《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生物探勘》（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亦處理到梅里安博物學的特殊性。按照Schiebinger的說法，儘管「植物」與「帝國」為這本書的關鍵字──但她想要呈現的，既不是植物學家如何以帝國主義為後盾、於殖民地發現了種種植物界的珍稀物種的歷史，也不是治理與擴張之於帝國的必要性如何讓植物學轉為一類「大科學」（big science）。相反的，Schiebinger告訴我們，她要說的故事，是某些生物與環繞在該生物周遭的俗民知識，如何在揭露後、旋即受漠視的歷史。Schiebinger認為，梅里安悉心繪製與描述的flos pavonis（即peacock flower，孔雀花之意。見圖45）便是當中最顯著的例子。梅里安觀察到，在蘇利南，淪為奴隸的婦女，為了避免後代繼續踏上同樣的悲慘命運，以該植物來早產；理由在於，當地人相信，即便在白人的土地上，這些生命消逝了，但很快地會在另一片土地上重生。然而，Schiebinger指出，除了梅里安之外，十八與十九世紀的自然史家對此孔雀花的效用大多語焉不詳；戴維斯則指出，儘管梅里安在蘇利南的研究讓她贏得跨國聲譽，其對各類地方知識的記載，乃至於藉此對奴隸政策的批判，當代的博物學社群多半不置可否，認為這或許是梅里安「女人的單純」所致。Schiebinger認為，這就牽涉到當時歐洲社會對於墮胎的態度；歐洲婦女當然也有墮胎的需要──但與其仰賴如孔雀花這樣的墮胎藥，墮胎多仰賴醫師之手、以暴力、侵入性、對女人身體有害的方式為之。Schiebinger呼籲科學史研究在探討科學社群各式各樣的「致知之道」之餘，也應花更多的心思探討歷史上究竟多少類似孔雀花的例子。如果說科學史、科學哲學與STS研究的焦點總放在科學社群是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即認識論；epistemology），Schiebinger指出，或許我們需要更多關於科學家如何「不識」這個世界的經驗研究（Schiebinger稱之為「不識論」；agnotology）。
*****
我的不識論或許是這篇導讀一直難產的原因。幾個月前，當暖暖書屋的歐陽主編邀我為梅里安的書撰寫導讀時，我不加思索地答應了。我知道這本書，也自認對博物學史還算了解；但一旦 “natural history” 要轉為 “herstory of nature” 時，我不時發現腦袋像打了結，過去奠基在分類、地理大發現、採集、機械論的理解，在梅里安這本巨著前，似乎都無用武之地。這是一本圖鑑；但正如科學史家Lorraine Daston告訴我們的，圖鑑蘊含的是一種世界觀，甚至是一種把世界做出來（worlding）的實作。1719年，當《蘇利南昆蟲之變態》再版，我們可自其新版的標題頁圖片（見本書第1頁）中，一窺這世界大概是什麼樣子。按照戴維斯的分析，這也是充分顯露梅里安之個人風格的封面。當中我們看不到什麼裸體的「土著」或小孩畢恭畢敬地呈現動植物標本給四體不動的男性博物學家；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女性，與意味著助手與當地人的小孩們，親暱地討論各種動植物標本。在物種急遽消失、野火叢生、連空氣都開始變得有毒與有害、某位總統候選人把為台灣長照作出莫大貢獻之女性都叫做瑪麗亞的時代，我想我們需要梅里安這本書。
- 2月 14 週一 202207:36
EPUB閱讀電子書免費網路資源以及線上朗誦 BY 砂山
PC用EPUB閱讀器
Adobe Digital Editions 4.5.11 Insta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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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02 週日 202216:09
薛好薰／耳鳴
2020-10-11 06:37
一早，眼睛還未睜開，陣陣噪嘶便在耳際爆響，接續昨晚入睡前的聒噪，彷彿老舊電腦開機時的風扇聲，伴隨我這一整天的行動坐臥。
一早，眼睛還未睜開，陣陣噪嘶便在耳際爆響，接續昨晚入睡前的聒噪，彷彿老舊電腦開機時的風扇聲，伴隨我這一整天的行動坐臥。
- 1月 02 週日 202216:07
丁允恭 時報文學獎第29屆短篇小說首獎 擺
無論如何，她還是個愛好和平的情婦，
- 1月 02 週日 202216:05
凌性傑 時報文學獎第29屆散文評審獎 濕樂園
此中亦有至樂，你讓我的快樂旋轉又旋轉，宇宙在爆炸，我眼前有 七彩的星雲飛昇又飛墜。
- 1月 02 週日 202216:03
薛好薰 時報文學獎第29屆散文評審獎 魚缸
生活中只剩下那一缸魚可以期待，與被期待。同事很老經驗地淡然 交代令她不放心，於是上網路搜尋，詳盡的文字敘述讓她有想像的藍 圖。才知道專業養魚者是將公魚和母魚分開飼養，公魚省卻了追逐母 魚的時間才能專心長得快又漂亮。
- 1月 01 週六 202220:43
邱映寰／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
【第十七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佳作】
- 12月 28 週二 202108:13
【如何與黑道聊天】董成瑜
臉書跳出來六年前我寫的這篇【如何與黑道聊天】，那就再貼一次。
【如何與黑道聊天】
我承認我自小對黑道就有些過度浪漫的想像。這可能要追溯到我妹妹出生後，我第一次感覺到母親對我的愛被搶走，以及我哥哥強搶我東西我卻無力奪回的幼年時刻。我感到有一種暴力的需要，如果不靠暴力（例如大哭），人很難奪回（得）某些東西。
我國中讀女校，曾對一位同學十分傾慕，後來想想，不完全是因為她皮膚白皙、聰明有才華、游泳課露出水面時，長睫毛撮撮分明像洋娃娃一樣，而是有一天，她跟我說，小六時她差一點加入一個少女幫派，後來陰錯陽差沒加入，「否則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了。」我不知道她說她若不在這裡會在哪裡，但一定比這個變態嚴格管理的女校要好。我羨慕她的膽識，竟然差一點就可以脫離父母和學校，去一個如此自由不受拘束的地方。
實際上我膽小又害羞，只能從「教父」「四海好傢伙」「老大靠邊閃」這樣的電影裡想像黑道的世界。做了記者以後，我仍未忘初衷，當某個朋友告訴我他有個竹聯幫的朋友時，我立刻要求他介紹給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籃子（化名）。籃子那時已有五十歲，從事一個聽起來像是正當生意的事業，亮出幫派名號，可能是覺得如此比較不易受人欺負—這大概也是很多人想依附幫派的原因。不必使用暴力，卻能收到暴力之效。
多年前見到他時，我起先連話也不敢多講，我的朋友跟他講話時也小心翼翼，提到他的背景時，我們都因為不知該說「你們黑道」，還是「你們兄弟」，而有點口吃。幸好籃子頗有大哥風範，看我們如此不稱頭，他便先示範了幾個句子：「我們黑社會」，又說「我們做兄弟的」。於是之後我們都能順暢地說：「你們黑社會的人」，或乾脆萬無一失地說：「那麼這件事，兄弟們怎麼說？」
後來聊起來才發現他很溫和，沒事時喜歡去舞廳搖頭，他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敢，他也沒怎樣。他青少年時惹了事，被將軍父親帶到另一個眷村去，喝令他在一個男人面前下跪懺悔，他才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那男人是他的親生父親，他還有一個未曾謀面的雙胞胎哥哥。兩兄弟相認之後，才發現他們都在混幫派。
我聽完後覺得很有故事性，值得報導，向他提出，他正色道：「我希望等我以後事業做得更好、更成功了，你再來採訪我。」這時我才瞭解，黑道也有功成名就的自我期盼。他為了不讓我失望，說可以介紹一位更有成就的天道盟朋友，這位朋友在盟中位階很高，我雖然有點忐忑，但禁不住好奇，便請他引見。
有些人表面兇惡，但當你向他問路時（是的，我有時想證明表面兇惡不一定是壞人，問路時並不避免這樣的人），他臉色瞬間和藹起來，光是說明還不夠，他深怕你走錯，還要往前多走幾步確認你走對了。有另一些人，你看他斯文謙恭，但你要到某一個時刻才會知他是黑道高層，專門出謀劃策，是厲害的軍師。
我見到的這位，在這裡且稱為「盟友」好了，卻不屬於前兩種。我們傍晚約在一家海鮮餐廳，他終於來了，好瘦，慘白著臉，說他剛起床，然後坐下，不再開口。我們三人慘澹地吃著東西（沒想到籃子也對他戰戰兢兢的），我做為邀請者，感到十分焦慮。
我知道黑社會的兄弟們不輕易交心，也聽說他們有些人出外吃飯一定要選面對門口的位子（才能看得到進來的人，以免遭到狙殺），也瞭解他們愛裝神秘好讓人怕他。但找不到話題讓我很焦慮，這說不定是我職業生涯所遇過最大的危機。
於是我聽見我開口問那位剛睡醒的大哥：「你平常都讀什麼書？」說完我立刻替自己捏了兩把冷汗。我這人的一大毛病便是，看到別人在看書，一定會想辦法看看那是什麼書。如果別人沒提起他在讀書，我也會問人家最近讀了什麼書。
沒想到他倒是答話了：「我看三國演義。」
這令我立刻振作起來。但因為他的臉並沒有任何變化，看來並不想談他對三國演義的看法，因為他又緩緩低頭吃飯去了，而我又覺得「你喜歡哪個角色」這種問題很蠢，竟不敢多問，又另起一個爐灶：「那你平常都做些什麼？」說完我又替自己捏了三把冷汗—難道我要他回答：「我平常都去討債、收保護費，必要時也會砍砍人」嗎？
我後來想，其實說不定他願意談談三國演義，但我因為太緊張，判斷力失準，自我設限太多，只要他的反應不像一般人那樣熱情，我就以為他對這話題沒興趣，就沒再問下去。他這時大概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呆瓜兼怪咖，此地不宜久留，也想趕快應付了事，便一連說了好幾句話：「我平常最喜歡睡覺，下午醒來就去吃飯、上班，晚上去搖頭店，玩到兩三點或是更晚。」
我已不記得後來是怎樣結束的，總之我頗沮喪，對自己是不是個稱職的記者產生極大的懷疑。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採訪黑道界的天王級人物陳啟禮，那時我的採訪功力已經有所提升，好吧，當然也因為他流亡柬埔寨，一心想回台灣，台灣政府不准，所以他對我們很熱情，採訪的三天裡他談笑風生，只希望我多寫他好話，提升他的形象。
因此我也有機會看到別人對他心懷恐懼的模樣。有二台商專程從台灣帶來陳啟禮皈依師父送的白玉觀音一尊。陳啟禮便笑說自己剛出獄時，皈依佛教，師父不太管外界事務，不知他曾如此轟轟烈烈（或者只是不提），只對他說，「明道（陳的法號）啊，你既已皈依，以後就不要再去偷人家東西了…」我聽得哈哈笑，但此二台商恭謹聽完，不知該如何反應，露出恐懼的神色。陳啟禮後來再說別的笑話，他們仍不敢笑，只講些別的事情。
那時我意識到，暴力並非只是語言或肉體的攻擊，更深遠的是那種無形的，可能是聽到便感到恐懼的一個名字。有些成功的政治人物和商人，因為怕失去所有，就傾向與暴力靠攏。所以黑道往往不必使用太多暴力，卻能收暴力之效。暴力有效，是因為人們自己會生出無邊的想像。
因此陳啟禮也很知道如何操控別人情緒，上一分鐘還說故事自嘲，笑得很迷人，旁人便也很放鬆地跟著笑，但下一秒，我問到他不願談的事時，那笑容便迅速褪去，臉暗下來，此時，那種想像的暴力便出現了，我只好默默換一個問題。
陳啟禮的父親是軍法官，從小嚴格訓練他，除了體能，還要求他背經書。前一晚耐心向他解說，第二天他若背不好就打。因此到老他都記得很多小時候背的文章。談話間，他認真說到「筍（ㄙㄨㄣˇ）子」說過某話，我幾秒後才想到他講的是「荀（ㄒㄩㄣˊ） 子」，我反應算快，沒笑。六十多年來都沒人敢糾正他，想必黑道中人也與我一樣知所進退。但後來想想，這反而證明了這真的是他小時候讀的。小孩反叛父權的方式，就是把荀子唸成筍子，念久了就改不過來了。
今年初我離開工作了十多年的記者工作，在家寫劇本。一開始我想把之前寫的一個黑道喜劇大綱發展成小說。我寫得不太有自信，因為仍習慣依靠採訪得到的資料，總覺自己的想像力不夠。一個陰冷的日子，我開車去淺水灣，因為不是假日，只有一家啤酒屋開著，裡面只有一桌四個黑衣人，看起來是兄弟，他們正在喝啤酒享受悠閒時光。我很想坐在他們旁邊偷聽他們講話，但又怕太明顯只好再隔一桌，結果就聽不到了。
晚上想了一些劇情，自己覺得開心，突然懊惱起來，今天應該把故事講給這四個人聽，看他們覺得如何。我想像他們聽了我的劇情後，有三個人紛紛搖頭，說：「這什麼爛劇情，我們才不會這樣做。」唯一沒搖頭的那人說，「為什麼兄弟就不會這樣做，兄弟也是人，我覺得董小姐安排得很好，如果是我也會這樣做。」那個長相最兇的人就掏出槍來，對著贊同我的那人說，「你再說一次。」我連忙試著打圓場，「寫作就是需要想像，為什麼我一定要寫得跟真實的一樣。」沒想到我的火上加油令我自己陷入困境，他果然把槍對著我說，「我就是不准你那樣寫！」
想到這裡，我感覺我的想像力果然太貧乏了，這種劇情也未免太cliché了。那麼就倒轉過來吧，不知怎的，槍突然到了我手裡。
我該怎麼用這把槍呢？這就是我這一年來每天都在想的事。
【如何與黑道聊天】
我承認我自小對黑道就有些過度浪漫的想像。這可能要追溯到我妹妹出生後，我第一次感覺到母親對我的愛被搶走，以及我哥哥強搶我東西我卻無力奪回的幼年時刻。我感到有一種暴力的需要，如果不靠暴力（例如大哭），人很難奪回（得）某些東西。
我國中讀女校，曾對一位同學十分傾慕，後來想想，不完全是因為她皮膚白皙、聰明有才華、游泳課露出水面時，長睫毛撮撮分明像洋娃娃一樣，而是有一天，她跟我說，小六時她差一點加入一個少女幫派，後來陰錯陽差沒加入，「否則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了。」我不知道她說她若不在這裡會在哪裡，但一定比這個變態嚴格管理的女校要好。我羨慕她的膽識，竟然差一點就可以脫離父母和學校，去一個如此自由不受拘束的地方。
實際上我膽小又害羞，只能從「教父」「四海好傢伙」「老大靠邊閃」這樣的電影裡想像黑道的世界。做了記者以後，我仍未忘初衷，當某個朋友告訴我他有個竹聯幫的朋友時，我立刻要求他介紹給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籃子（化名）。籃子那時已有五十歲，從事一個聽起來像是正當生意的事業，亮出幫派名號，可能是覺得如此比較不易受人欺負—這大概也是很多人想依附幫派的原因。不必使用暴力，卻能收到暴力之效。
多年前見到他時，我起先連話也不敢多講，我的朋友跟他講話時也小心翼翼，提到他的背景時，我們都因為不知該說「你們黑道」，還是「你們兄弟」，而有點口吃。幸好籃子頗有大哥風範，看我們如此不稱頭，他便先示範了幾個句子：「我們黑社會」，又說「我們做兄弟的」。於是之後我們都能順暢地說：「你們黑社會的人」，或乾脆萬無一失地說：「那麼這件事，兄弟們怎麼說？」
後來聊起來才發現他很溫和，沒事時喜歡去舞廳搖頭，他問我要不要去，我說我不敢，他也沒怎樣。他青少年時惹了事，被將軍父親帶到另一個眷村去，喝令他在一個男人面前下跪懺悔，他才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那男人是他的親生父親，他還有一個未曾謀面的雙胞胎哥哥。兩兄弟相認之後，才發現他們都在混幫派。
我聽完後覺得很有故事性，值得報導，向他提出，他正色道：「我希望等我以後事業做得更好、更成功了，你再來採訪我。」這時我才瞭解，黑道也有功成名就的自我期盼。他為了不讓我失望，說可以介紹一位更有成就的天道盟朋友，這位朋友在盟中位階很高，我雖然有點忐忑，但禁不住好奇，便請他引見。
有些人表面兇惡，但當你向他問路時（是的，我有時想證明表面兇惡不一定是壞人，問路時並不避免這樣的人），他臉色瞬間和藹起來，光是說明還不夠，他深怕你走錯，還要往前多走幾步確認你走對了。有另一些人，你看他斯文謙恭，但你要到某一個時刻才會知他是黑道高層，專門出謀劃策，是厲害的軍師。
我見到的這位，在這裡且稱為「盟友」好了，卻不屬於前兩種。我們傍晚約在一家海鮮餐廳，他終於來了，好瘦，慘白著臉，說他剛起床，然後坐下，不再開口。我們三人慘澹地吃著東西（沒想到籃子也對他戰戰兢兢的），我做為邀請者，感到十分焦慮。
我知道黑社會的兄弟們不輕易交心，也聽說他們有些人出外吃飯一定要選面對門口的位子（才能看得到進來的人，以免遭到狙殺），也瞭解他們愛裝神秘好讓人怕他。但找不到話題讓我很焦慮，這說不定是我職業生涯所遇過最大的危機。
於是我聽見我開口問那位剛睡醒的大哥：「你平常都讀什麼書？」說完我立刻替自己捏了兩把冷汗。我這人的一大毛病便是，看到別人在看書，一定會想辦法看看那是什麼書。如果別人沒提起他在讀書，我也會問人家最近讀了什麼書。
沒想到他倒是答話了：「我看三國演義。」
這令我立刻振作起來。但因為他的臉並沒有任何變化，看來並不想談他對三國演義的看法，因為他又緩緩低頭吃飯去了，而我又覺得「你喜歡哪個角色」這種問題很蠢，竟不敢多問，又另起一個爐灶：「那你平常都做些什麼？」說完我又替自己捏了三把冷汗—難道我要他回答：「我平常都去討債、收保護費，必要時也會砍砍人」嗎？
我後來想，其實說不定他願意談談三國演義，但我因為太緊張，判斷力失準，自我設限太多，只要他的反應不像一般人那樣熱情，我就以為他對這話題沒興趣，就沒再問下去。他這時大概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呆瓜兼怪咖，此地不宜久留，也想趕快應付了事，便一連說了好幾句話：「我平常最喜歡睡覺，下午醒來就去吃飯、上班，晚上去搖頭店，玩到兩三點或是更晚。」
我已不記得後來是怎樣結束的，總之我頗沮喪，對自己是不是個稱職的記者產生極大的懷疑。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採訪黑道界的天王級人物陳啟禮，那時我的採訪功力已經有所提升，好吧，當然也因為他流亡柬埔寨，一心想回台灣，台灣政府不准，所以他對我們很熱情，採訪的三天裡他談笑風生，只希望我多寫他好話，提升他的形象。
因此我也有機會看到別人對他心懷恐懼的模樣。有二台商專程從台灣帶來陳啟禮皈依師父送的白玉觀音一尊。陳啟禮便笑說自己剛出獄時，皈依佛教，師父不太管外界事務，不知他曾如此轟轟烈烈（或者只是不提），只對他說，「明道（陳的法號）啊，你既已皈依，以後就不要再去偷人家東西了…」我聽得哈哈笑，但此二台商恭謹聽完，不知該如何反應，露出恐懼的神色。陳啟禮後來再說別的笑話，他們仍不敢笑，只講些別的事情。
那時我意識到，暴力並非只是語言或肉體的攻擊，更深遠的是那種無形的，可能是聽到便感到恐懼的一個名字。有些成功的政治人物和商人，因為怕失去所有，就傾向與暴力靠攏。所以黑道往往不必使用太多暴力，卻能收暴力之效。暴力有效，是因為人們自己會生出無邊的想像。
因此陳啟禮也很知道如何操控別人情緒，上一分鐘還說故事自嘲，笑得很迷人，旁人便也很放鬆地跟著笑，但下一秒，我問到他不願談的事時，那笑容便迅速褪去，臉暗下來，此時，那種想像的暴力便出現了，我只好默默換一個問題。
陳啟禮的父親是軍法官，從小嚴格訓練他，除了體能，還要求他背經書。前一晚耐心向他解說，第二天他若背不好就打。因此到老他都記得很多小時候背的文章。談話間，他認真說到「筍（ㄙㄨㄣˇ）子」說過某話，我幾秒後才想到他講的是「荀（ㄒㄩㄣˊ） 子」，我反應算快，沒笑。六十多年來都沒人敢糾正他，想必黑道中人也與我一樣知所進退。但後來想想，這反而證明了這真的是他小時候讀的。小孩反叛父權的方式，就是把荀子唸成筍子，念久了就改不過來了。
今年初我離開工作了十多年的記者工作，在家寫劇本。一開始我想把之前寫的一個黑道喜劇大綱發展成小說。我寫得不太有自信，因為仍習慣依靠採訪得到的資料，總覺自己的想像力不夠。一個陰冷的日子，我開車去淺水灣，因為不是假日，只有一家啤酒屋開著，裡面只有一桌四個黑衣人，看起來是兄弟，他們正在喝啤酒享受悠閒時光。我很想坐在他們旁邊偷聽他們講話，但又怕太明顯只好再隔一桌，結果就聽不到了。
晚上想了一些劇情，自己覺得開心，突然懊惱起來，今天應該把故事講給這四個人聽，看他們覺得如何。我想像他們聽了我的劇情後，有三個人紛紛搖頭，說：「這什麼爛劇情，我們才不會這樣做。」唯一沒搖頭的那人說，「為什麼兄弟就不會這樣做，兄弟也是人，我覺得董小姐安排得很好，如果是我也會這樣做。」那個長相最兇的人就掏出槍來，對著贊同我的那人說，「你再說一次。」我連忙試著打圓場，「寫作就是需要想像，為什麼我一定要寫得跟真實的一樣。」沒想到我的火上加油令我自己陷入困境，他果然把槍對著我說，「我就是不准你那樣寫！」
想到這裡，我感覺我的想像力果然太貧乏了，這種劇情也未免太cliché了。那麼就倒轉過來吧，不知怎的，槍突然到了我手裡。
我該怎麼用這把槍呢？這就是我這一年來每天都在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