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利南昆蟲之變態
導讀
「她的」博物學（Herstory of Nature）
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有位博物學家，主要活躍在法蘭克福與阿姆斯特丹。這名博物學家以其植物學與昆蟲學研究聞名；且與當時主流的博物學研究不同，其關心者從來不只是分類，而是生物的生命史，以及生物間相互依存的關係。這名勇於挑戰科學主流的博物學者，其人生也是波瀾壯闊。1692年，因其生活理念不同，其走上離婚一途；1699年，時年52歲，這名博物學者與女兒，遠赴荷蘭於南美洲的殖民地蘇利南。在過來的兩年間，其與當地原住民和被歐洲人運送至該地勞動的黑奴建立友好關係；這些「當地人」與其分享生活中的各種植物與昆蟲知識，這名博物學者也以生花妙筆將之記錄下來。在那個南美印地安人與非洲人若不被當成「奴隸」就是「野蠻人」的年代，這名博物學者對其報導人懷有高度敬意；在寫作與畫作中，其不僅避免使用類似詞彙，甚至還違逆當時的學術慣習，給予報導人一定的學術認可。兩年後，由於瘧疾肆虐，這名博物學者回到阿姆斯特丹；1705年，《蘇利南昆蟲之變態》（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奠定其在博物學的地位。我們現在知道，這名博物學者倡議之「關係為中心」的博物學，僅管在當時並非主流，日後在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發揚光大下，成為今日生態學的核心；而其念茲在茲、且以精妙之插圖闡明之昆蟲與植物的生命史，於十九世紀末期成為分類學的標準配套。有著熱帶醫學之父之稱的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之所以能為熱帶疾病的病媒提出嶄新見解，協助羅斯（Ronald Ross, 1857-1932）贏得1902年的諾貝爾生醫獎，很大程度得歸功於生命史為中心的分類學。
現在我問各位，這位博物學家是男還是女？
答案是女性，名字是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 1647-1717）；各位手中的這本書，便是梅里安在結束蘇利南的考察後，結合其一貫之關係與生命史為中心的博物學，以及蘇利南當地人的在地知識後，呈現給歐陸博物學社群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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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用如此迂迴的手法來介紹梅里安出場，靈感主要來自臺大心理系教授謝伯讓於《泛科學》上的一篇文章（pansci.asia/archives/73758）。謝教授要問的問題是「哲學（以及數學和物理）排擠女性？」，而他以如下的場景開場：
文人雅士群聚的巴黎左岸，一對父子攜手從咖啡館前走過，一位正在高談闊論的哲學家見到了這對父子，此大哲學家先是眉頭一皺，隨後就氣定神閒的跟旁人說到：「這小孩是我兒子！」
請問，這位哲學家是小孩的什麼人？
我必須承認，當我看到此問題時，我完全沒想到這位哲學家可能是那小孩的媽媽；換言之，儘管我略有涉獵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中的性別議題，我似乎還是如謝教授要提醒我們的，在思考科學家是誰時，有意無意地落入性別盲點或刻板印象。我甚至不用援引如Emily Martin關於「勇猛直前之精子」對上「端莊賢淑之卵子」的經典研究；日前，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Esther Duflo、同校經濟學教授Abhijit Banerjee與哈佛大學Michael Kremer榮獲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弔詭的是，中文世界就不用說了，在英文世界，若干主流媒體係以「Abhijit Banerjee教授之妻」來稱呼Duflo教授，彷彿「妻子」就是這位了不起之經濟學者最重要的頭銜。再把時間往前推一點。各位讀者應該還記得，2017年，南韓釜山大學教授Robert E. Kelly在接受BBC的連線專訪時，有兩個小孩亂入，緊接著有位亞裔女性衝進來，把小孩拖離現場。這讓人會心一笑的片段，引發這名女性是誰的熱烈討論。不少人推測該名女性為保母時，事實證明，她是Kelly教授的妻子金正雅（Jung-a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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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此類的性別刻板印象，既是梅里安在其時代努力要顛覆者，同樣也成為當代歷史學者努力要以梅里安為例來顛覆者。以《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聞名於世的歷史學者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曾寫過梅里安的傳記，收錄在《邊緣上的女子：三段十七世紀的生活》（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一書，1995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據戴維斯的分析，梅里安只在著作中揭露其女性身份一次：梅里安想像有位讀者請教她關於1679年大量出現的大型毛蟲是否會對植物造成傷害，她回說，「依我女性的單純」（meiner Weiblichen Einfalt），傷害已經造成了（見頁154-155）。至於梅里安為何要如此？可能的原因是，僅管自博物學被認可為一類科學以來，女性從未缺席；但其角色如不是採集者，就是標本製作者或繪圖者，充其量只是「助手」，極少被當成是一位「作者」。這又會牽涉到，對梅里安時代的女性而言，允為博物學者之重要「通過儀式」的海外探險，除非是以殖民官員的妻小為之，否則是可遇不可求的。關鍵不在女性的生理構造，而是當時的社會氛圍；隻身前往海外的女子往往會被當成妓女──事實上，若梅里安不是先仰賴「焉能辨我是雌雄」的策略，在博物學社群中取得一席之地；她是否能以「離婚婦女」的身份，帶著小孩子，遠赴蘇利南從事田野調查，可能還在未定之天。
不過，梅里安或許採取了「焉能辨我是雌雄」的策略，但這不表示，「她的」博物學就完全等同於「他的」博物學。戴維斯便認為，與當代的博物學家不同，分類一直不是梅里安關心的重點，這讓其精心製作的昆蟲與植物圖鑑呈現相當不同的風格。的確，打開同時期的博物學圖鑑，你會看到的是，一種希望把時間凝結在圖面上的努力；若沒有如此，一株採下來的枝條，或某隻正在躍動的生物，即將走向衰敗與變化，讓造物者悉心打造的原型，就此消失在讀者的目光中。梅里安的博物學則不然。在她的圖像中，時間是流淌的，甚至是循環的；讀者看到的，不會是試圖拓印出造物者心目之原型（type）、將剎那當成永恆的努力；相反的，梅里安試著描繪一組組關係構成的生態系；在其中，剎那即是永恆。
Londa Schiebinger的《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生物探勘》（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亦處理到梅里安博物學的特殊性。按照Schiebinger的說法，儘管「植物」與「帝國」為這本書的關鍵字──但她想要呈現的，既不是植物學家如何以帝國主義為後盾、於殖民地發現了種種植物界的珍稀物種的歷史，也不是治理與擴張之於帝國的必要性如何讓植物學轉為一類「大科學」（big science）。相反的，Schiebinger告訴我們，她要說的故事，是某些生物與環繞在該生物周遭的俗民知識，如何在揭露後、旋即受漠視的歷史。Schiebinger認為，梅里安悉心繪製與描述的flos pavonis（即peacock flower，孔雀花之意。見圖45）便是當中最顯著的例子。梅里安觀察到，在蘇利南，淪為奴隸的婦女，為了避免後代繼續踏上同樣的悲慘命運，以該植物來早產；理由在於，當地人相信，即便在白人的土地上，這些生命消逝了，但很快地會在另一片土地上重生。然而，Schiebinger指出，除了梅里安之外，十八與十九世紀的自然史家對此孔雀花的效用大多語焉不詳；戴維斯則指出，儘管梅里安在蘇利南的研究讓她贏得跨國聲譽，其對各類地方知識的記載，乃至於藉此對奴隸政策的批判，當代的博物學社群多半不置可否，認為這或許是梅里安「女人的單純」所致。Schiebinger認為，這就牽涉到當時歐洲社會對於墮胎的態度；歐洲婦女當然也有墮胎的需要──但與其仰賴如孔雀花這樣的墮胎藥，墮胎多仰賴醫師之手、以暴力、侵入性、對女人身體有害的方式為之。Schiebinger呼籲科學史研究在探討科學社群各式各樣的「致知之道」之餘，也應花更多的心思探討歷史上究竟多少類似孔雀花的例子。如果說科學史、科學哲學與STS研究的焦點總放在科學社群是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即認識論；epistemology），Schiebinger指出，或許我們需要更多關於科學家如何「不識」這個世界的經驗研究（Schiebinger稱之為「不識論」；agno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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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識論或許是這篇導讀一直難產的原因。幾個月前，當暖暖書屋的歐陽主編邀我為梅里安的書撰寫導讀時，我不加思索地答應了。我知道這本書，也自認對博物學史還算了解；但一旦 “natural history” 要轉為 “herstory of nature” 時，我不時發現腦袋像打了結，過去奠基在分類、地理大發現、採集、機械論的理解，在梅里安這本巨著前，似乎都無用武之地。這是一本圖鑑；但正如科學史家Lorraine Daston告訴我們的，圖鑑蘊含的是一種世界觀，甚至是一種把世界做出來（worlding）的實作。1719年，當《蘇利南昆蟲之變態》再版，我們可自其新版的標題頁圖片（見本書第1頁）中，一窺這世界大概是什麼樣子。按照戴維斯的分析，這也是充分顯露梅里安之個人風格的封面。當中我們看不到什麼裸體的「土著」或小孩畢恭畢敬地呈現動植物標本給四體不動的男性博物學家；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坐在角落的女性，與意味著助手與當地人的小孩們，親暱地討論各種動植物標本。在物種急遽消失、野火叢生、連空氣都開始變得有毒與有害、某位總統候選人把為台灣長照作出莫大貢獻之女性都叫做瑪麗亞的時代，我想我們需要梅里安這本書。
推薦序
蓋婭的終局之戰：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Gaia is a tough bitch.
(Lynn Margulis)
You never said you'd do anything
You made excuses for your mind
Objected core the collective
Don't you dare forget it
Don't you forget it
Don't you forget
Don't do it
(Cat Power, In Your Face)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面對蓋婭》（Facing Gaia）所包含的一系列演講可以是他給當代人的忠告，結合了科學、宗教、政治和倫理的思考，我們必須擺脫他稱之為「舊的氣候政權」的壞習慣。簡言之，拉圖告訴我們，要搞政治，就要搞真的，不要搞假的。政治的真假取決為何？沒有敵對，就沒有政治。
問題當然是，為什麼拉圖要強調敵對的政治，尤其是他稱為「生態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 of ecology）。要理解這個呼籲，首先我們必須問的是，生態這個詞已經流行了那麼久，卻沒有造成根本的改革行動，甚至我們在聽到生態危機時，儼然麻木無感的情況，是為什麼？答案很可能就在於生態的（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亦即敵對狀態與意識的消弭。我們早已不知道為何而戰，沒有敵人，每個人都是敵人。如果我們還只是在講著人文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瓦解，或是重新回到自然之中和諧共存，那都已經來不及了！現在是作戰的時候，但我們卻不知道該捍衛什麼。
拉圖在危言聳聽嗎？或許，這正是我們這時代人所需要的，正眼看看我們為自己和鄰人（存在）們設下的終局之戰。在第八講，也是最後一講中，拉圖說道，「活在終點的時間之中，首先是要接受會消逝時間的有限性，並停止忽略。」他甚至教大家，如果被質疑在散播末日論的危言聳聽時，該怎麼回嘴。反問是一個不錯的策略：那你呢？你活在哪個時間點上？你在哪裡？你在何時，何方，何地？拉圖反覆說著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imes），以及終點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end），乃至於宗教及其他發明出來的各種時間，包括不會消逝的時間（time that does not pass），對照於那不斷在消逝的時間（time that passes）。所以，你在哪裡？你活在哪種時間裡？
如果不是此時，更待何時？如果不是此地，我們可以去哪裡？我們哪裡也去不了。我們注定要活在大地上，我們是被綁在大地上的生物（the Earthbound）。大地，蓋婭，並不是一般刻板印象中的母親，和諧、慈愛、養育與寬容，而是衝突、暴力，甚至好戰和鬥爭的，如同生命。正如拉圖引述和 James Lovelock 共同鋪陳蓋婭理論的微生物學家 Lynn Margulis 的名言，「蓋婭是強悍的婊子」。而這又牽涉到性別政治的動態，尤其當這句話是出自一位反叛的女性科學家，曾經以微生物內共生（endosymbiosis）理論撼動了現代演化論中以男性科學家為主導並以較大型生物為模型的典範。蓋婭理論所受的誤解，幾乎可以說完全映照了女性在主流社會中經常遭受的誤解。「大地女神」的女性刻板印象，完全背離蓋婭神話的實質內容。但重點不在於神話的敘事，而在於我們社會中人對於力量（force）的誤解。我們習慣用區塊切割的整體和部分觀點，層級的、二元的或中心的，儘管強調關係，依然不足以掌握動態的生命觀點和力量動態。就連系統的概念也必然在此結構化的觀點中產生誤導。蓋婭是力量，換言之，不能也不會是已經完成或邁向完成的整體。蓋婭也是大地的臉，就像我們的生物圈，這個行星的薄膜，一連串不曾停歇的連結和事件。
拉圖對同代人的演講，必然也是他的自問自答，就像我們在生態突變時代中的戰爭，也必然是不同意義和意象的人類或不再是人類的大地生物的戰爭。拉圖自問，他為什麼不顧同事朋友的警告，非但沒有遠離「蓋婭」這個神話名詞╱形象╱喻說，反而以此為名做了一系列演講？答案就在細節當中。拉圖為我們同代人，或是為我們同樣注定生死綁在大地上的存有，所講述的是我們大地的臉，以及這張臉上所發生的種種不同向度的歷史事件。畢竟，我們必須認知到一件事情，這張臉，也就是蓋婭，做為我們的棲居之所，從來就不是那被我們稱為「地球」或「大地」（Earth）的一整個行星，而是這座行星淺淺的表層。
臉是一個倫理符號。對身為人類來說，有一張臉，表示值得我們在倫理上關注。對身為動物來說，直視對方的臉卻可能是一種挑釁。在關注和挑釁，並不像乍看之下如此對立，而可能是類似過程的不同向度。在關注一件事、一個人或一件事的同時，我們往往必須去挑釁那些習以為常的思考與方式。拉圖所呼籲的，生態的再政治化，相當程度上來說，也是這樣的關注與挑釁。我們必須願意去敵對，去涉入，去重新發明政治，甚至講白一點，去挑起對立。這些對立的本質，或性質，或自然，幾乎必然是反宗教的，但同時也是充滿信念的，批判的，以及引戰的，如同蓋婭。我們，無論你如何命名，如何定位，如何劃界這個我們，必須直面真相，正視大地的臉。
我們生活在終點的時間裡，但這個終點並不是任何固定的一點，也不是一直後退的地平線。這個終點的樣貌取決於你如何重新發明政治。拉圖很早就開始談論著人造物的政治，以及自然的政治，乃至於各種混合物、嵌合物和突變物的政治。在《面對蓋婭》中，拉圖對於變質區（zone métamorphique, metamorphic zone）的強調， 延續著他長久以來對於翻譯和轉化（translation）等過程的關注。我們必須重新發明政治，進行各種類別與力量之間的翻譯。因為，沒有翻譯，就沒有超越成見和框架的法律；沒有翻譯，就沒有多元存在的張力與衝突空間；沒有翻譯，就沒有能動力的重新分配；沒有翻譯，就沒有宇宙論的地圖重新繪製。沒有翻譯，就沒有政治。政治，有時候是一種翻譯和另一種翻譯的戰爭。
如同拉圖在第六講中所言，當有人把「終點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end）翻譯成「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he times），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頭暈目眩的變質邊緣，亦即一種誘惑，召喚你放棄所有形式與樣態的時間，揚棄有限，躍入永恆。這種誘惑在各種敘事與慣習中無所不在，造就著貌似激情的忽略，以及深深刺痛的無感。反之，蓋婭的嚴厲形象召喚另一種政治，以及另一些翻譯：你必須直面真相，杜絕永恆的誘惑。我們是有限的生命，我們活過與活著的時間也是有限的，我們是會死的大地生物。我們正處於蓋婭的終局之戰，你呢？你在哪裡？
2019年6月9日，在台北浮光書店完稿
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我與本書作者旨价有著類似的背景：臺大森林系，在就讀森林系期間，培養出對山林的喜愛。但我跟旨价有個關鍵的不同：我從來沒能像他一樣，培養出一種學術登山的視野與體力。還記得，大四的時候，當我有機會參與從北大武山到南湖大山的延長版中央山脈大縱走時，我興緻勃勃地敲了系上胡弘道老師的門。胡老師是土壤學的專家，我想他或許會想要一些土壤樣本。胡老師表示他感興趣，希望我沿路多少採一些土壤樣本給他。我一口答應。很可惜的，幾乎就在離開北大武山頭那天，我就打破了我的承諾。爬山都爬到要吃土了，將背包裝滿土壤，似乎是很不智的行為，又不是在帶便當。
旨价不然。山是他的興趣，也是他的專業。旨价為高山植物地理學的專家，特別專精小檗的分類。他在植物學期刊上發表分類論文，也書寫植物的故事。在這本書中，各位看到的不是「以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表達艱深的專業知識」的科普，科學也不是人文的「佐料」。作為一個研究十九世紀分類學的研究者，我在這本書中讀到的，是一種在科學研究專業化後逐漸瀕臨絕種的氣質與態度。與其說分類是在吹毛求疵，區分你我，倒不如說是追求連結，既是自然界中的連結，也是社會中人與人的連結。面對這個充滿連結的世界，達爾文稱之為「糾纏的河岸」（entangled bank），日本植物學者早田文藏則說是「因陀羅網」（Indra’s net）。分類學者之所以會發展出這種世界觀，一方面牽涉到，自然世界確實是由連結所構成的；沒有人是座孤島，即便是號稱某地之特有種的物種也是。另方面，為了要勾勒這個充滿連結的世界，分類學家也訂了分類學的潛規則。要成為一個為人敬重的分類學者，關鍵不是手中握有的標本數量，也非文章發表的數量；更重要的毋寧是，分類學家得慷慨地相互分享手中握有的標本與田野資訊。事實上，我甚至認為，這種透過定義社群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來掌握「自然的經濟」（nature’s economy；即「生態學」），不能說是歐美科學的獨有產物。早在十一世紀，在一篇題為〈和聖俞李侯家鴨腳子〉的詩中，歐陽修首先論及，銀杏從堪與「葡萄安石榴」相比之稀品，到「遍中國」的過程；緊接著，他寫道記錄此過程的理由：「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世知來由」。
在閱讀〈通往世界的植物〉時，讓我感動的便是旨价要為物性與人情「記其始」與「知來由」的自我期許與渴望。我也想起與哈佛大學分類學者David Boufford聊天的經驗。Boufford教授的研究室位於哈佛大學標本館，你得設法穿過重重標本櫃，才能找到這位名滿世界的東亞植物相權威。我開心地分享我在史料中讀到的分類學家，Boufford教授微笑著，突然跟我說，「如果這世界上有更多的分類學家，這世界說不定就沒有戰爭了」。真是個浪漫的人啊，我想。開始在學術界中討生活後，我好久沒有遇過這種浪漫。這也讓我想起，我曾花相當時間，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抄寫十九世紀哈佛植物學者阿薩・格雷（Asa Gray）的信件。在一封信件中，面對心儀的女士，格雷在喃喃自語一串關於植物特徵與分類學家的日常後，他添了一句話：「你願不願意靠過來，看看萬綠叢中的一個我」。
我跟旨价只有數面之緣，跟他的連結，主要是透過臉書，分享各式各樣的植物相關訊息。旨价有著長期對著植物喃喃自語之學者的特色。於是我寫了這篇文字，與其說是序，倒不如說是封代筆的情書。看到這篇文字的各位，我想幫旨价問道，「你願不願意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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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
作者：游旨价
繪者：黃瀚嶢, 王錦堯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3/31
科學做為一種溝通：關於《第三種猩猩》的讀法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一九八五年，時年四十八歲的生理學家及鳥類學家賈德．戴蒙接到來自麥克阿瑟基金會的電話，得知他已被選為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受獎人。依照戴蒙日後的說法，當他得知這天大的好消息後，卻意外地陷入生平首次的沮喪中。原來，儘管在生理學、演化生物學以及生物地理學等領域中，戴蒙自認已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但麥克阿瑟基金會之所以選上他，似乎是意味著，他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多。寫作不能僅為了自己在專業社群中的地位，戴蒙自忖，做為一個被麥克阿瑟基金會視為「天才」的科學家，他應該可以為社會大眾、為日常生活中無法也沒時間閱讀專業期刊的芸芸眾生來寫作。於是，在接下來的五年間，戴蒙全力投入了科普寫作，其成果便是各位手上的這本書。出版於一九九一年，《第三種猩猩》象徵一位科普作家、知識分子及一位充滿爭議之公眾人物的誕生。事實上，熟悉戴蒙之科普作品的讀者不難發現，戴蒙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以及《大崩壞》等著作中呈現的核心論證，早在《第三種猩猩》中已可見端倪。從後見之明來看，與其說《第三種猩猩》是戴蒙專業生涯的小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宣言，即所謂的專業並不代表專業者得畫地自限，在自己的舒適圈或同溫層中呼風喚雨，而怯於回答一些大尺度、涉及地球未來及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難怪，即便當戴蒙已著作等身、且其著作已讓他坐擁普立茲獎、英國皇家學會最佳科學圖書獎等科普界最高的榮譽，他還是認為，《第三種猩猩》為其生涯最滿意的作品。
或許《第三種猩猩》為戴蒙專業生涯的轉捩點，不過，對於臺灣的讀者來說，我們還是得追問，為什麼我們需要閱讀一本出版在二十年前的書？特別是，對人文社會科學感興趣的讀者應該多少耳聞，在人類學者、地理學者及社會學者眼中，戴蒙堪以惡名昭彰來形容。我清楚記得，約莫十年前，當我還在哈佛科學史系攻讀博士的時候，在一個研討會上，一位著名的環境史家從牙縫中硬生生地擠出「戴蒙，那個地理決定論者」──彷彿這幾個字是會玷汙此嚴肅、投入之學術交流場合的髒東西。在一篇發表在《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此批判地理學之重要期刊的評論中，作者科瑞亞（David Correia）甚至以「X你的，賈德．戴蒙！」（F**k Jared Diamond）為標題，痛斥戴蒙在客觀、中立與不偏不倚之科學外貌下，嘗試偷渡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以及美國中產階級菁英之世界觀等危險的意識形態。考慮到戴蒙的爭議性，我認為，閱讀《第三種猩猩》之所以重要，理由並不在於該書的論證是穿越古今、放諸四海皆準的。相反的，我認為《第三種猩猩》及其論證為特殊時空下的產物。與其把《第三種猩猩》當成一本自然科學的普及讀物來讀，倒不如把它當成是一本導覽手冊。透過該書，我們可以體會到一個獨特的時空氛圍，乃至於在這個氛圍中求生的科學家及一般大眾，是如何體會及定位自己跟環境、跟他人間的關係。
說《第三種猩猩》不是單純的科普著作也意味著我們要重新思考「科普」這檔事。關於科普，一個習以為常的見解是，將艱澀難懂的科學知識以淺顯的話說出來，讓一般大眾可以輕易地瞭解；經此增能（empowered）之後，大眾才有功力可以抵禦在生活中處處可見的偽科學。儘管這樣的定義確實凸顯科普是什麼及為何重要，但我們也因此失於檢視科普作家是如何組織與呈顯科學事實，彷彿科普作者與科學家間的差異只是術語的有無及用語的深淺度不同而已。我認為《第三種猩猩》的價值之一便在於提醒我們科普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讓我們來看看《第三種猩猩》的書寫架構。面對人為何可為萬物之靈此人類史上的老問題，戴蒙如何從「人類與黑猩猩在DNA上的差異不足百分之二」此科學發現切入，逐步帶入這些許差異為何可讓人得以為人。為什麼人類偏好在隱蔽處性交？人類的女性為何會有更年期？人類是如何發展出完整語言的？為何大屠殺會發生？宇宙中是否有其他像人類一樣的生物存在？人類該不該試著與這些外星智能溝通？無線電跟啄木鳥的關係為何？在處理這些高度爭議的議題時，戴蒙的語氣是和緩的，文氣是不疾不徐的，主要援引的解釋架構則來自他對人類生理學、動物行為學、演化生物學及生物地理學的理解。（當然，就某些人文社會研究者而言，這樣和緩、不疾不徐及唯自然科學是問的風格是戴蒙為何如此危險的主因。）按照戴蒙的說法，這樣的寫作風格與其成長環境及教育背景息息相關。一九三七年出生在波士頓的東歐猶太人的移民家庭，戴蒙的父親是名小兒科醫生，而母親為語言學家及鋼琴家。戴蒙於麻州頗負盛名的羅斯貝瑞拉丁中學（Roxbury Latin school）接受完整的古典教育，畢業後也順利進入哈佛大學就讀，並在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考慮到戴蒙的成長環境，我必須說，《第三種猩猩》的寫作風格讓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的科學作品──特別是一本出版於一八四四年、在英國社會中引起陣陣騷動、但讓學院中人恨得牙癢癢的奇書：由記者錢伯斯（Robert Chambers，一八○二～一八七一）匿名出版的《創造之自然史的遺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從書名可見，錢伯斯試著以自然史來解釋「創造」這似乎只有神學家才有資格談論的主題，更有甚者，為了要解釋創造是如何發生，乃至於創造與目前地球上分布之「萬物」（creatures）間的關聯，錢伯斯大膽地將當時被視為異端學說的變異（transmutation）納為解釋架構，認為變異──而非當時自然神學家強調的不變與永恆──才可解釋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誕生以及人類的演化等包山包海的現象。值得注意的，如以劍橋大學科學史家西科德（James Secord）的說法，這本以物質論和突變說為基調的作品在沙龍、研討會、酒吧以及派對等場所引發位於社會不同階層之讀者的熱烈討論，而此轟動（sensation）在很大程度上讓達爾文的《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成為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叫好又叫座的暢銷書。依據其對十九世紀英國之科普著作的研究成果，西科德大膽地主張，科學不只是事實的發掘、羅列及堆積而已，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乃至於什麼樣的科學可以為人接受，與社會中習以為常的溝通方式及行動息息相關。
如果說科學實為一類溝通，那麼，我們有必要思考，到底戴蒙想要溝通的對象是誰呢？從這個角度看，《第三種猩猩》可以說是一則珍貴的史料，讓我們可以一窺戴蒙所置身的美國社會。從歷史分期的觀點，戴蒙寫作《第三種猩猩》的年代是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不堪一九七○年代的能源危機，盛行於戰後美國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乃至於以國家意志來推動經濟發展及區域規畫的福利國家模式終於由勝轉衰。有鑑於此，自一九八一年起擔任美國總統的雷根開始，推動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將國家的手自市場中抽出，期待市場隱形的手可以自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動用軍警的強制力，國家也幫助清除像工會、環境運動等資本之空間擴張的絆腳石。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如戴蒙所說的，《第三種猩猩》為其面對社會的首部作品，那麼，「戴蒙試著與大眾溝通的科學及新自由主義間的關聯」便是值得每位讀者深思的問題。
最後，我想要邀請讀者一同來思考，到底什麼是環境、什麼又是地理？如前所述，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戴蒙最讓人詬病之處便是其地理或環境決定論。也就是說，如同二十世紀初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一般，在解釋不同社會在發展上的差異時，戴蒙過於方便且不加反思地援引社會所座落的環境條件及地理區位。值得注意的，面對如此的質疑，戴蒙則回擊，批評者是文化與社會決定論者，在試著揭露不同社會的運作邏輯及象徵體系時，對於環境及地理區位如此顯而易見的限制因素視而不見。不過，要提醒各位讀者，證諸晚近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愈來愈多的研究者已經試著超越這樣針鋒相對（也相當沒有建設性）的叫陣。不僅自然科學家已發展出更細緻的理論及工具來測量人類活動之於地球系統的影響，人文社會學者也試著把眾多非人物種納入考量，發展如「跨物種族群誌」或「不僅是人的人文地理學」等文類及分析取向。到底這些嘗試在什麼程度上拉近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鴻溝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若法國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所說的「我們從未現代過」（即如果現代性意味著社會脫離自然的束縛而卓然獨立，那麼，證諸晚近環繞在基因食品以及氣候變遷的爭議，我們現代人其實從未現代過）有幾分道理的話，那麼，除了為對方貼上環境決定論或社會決定論的標籤外，我們還有更多的選擇。
不論你喜不喜歡戴蒙，這位地理學家、環境史家、科普作家及知識分子都不是個可以略過不提的人物。不過，如我一再強調的，在當代的世界中，戴蒙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他的科普寫作包含了不起的理論洞見或科學發現，而是他的著作幫助我們看清一個貌似已經過去、卻始終陰魂不散的時代。畢竟，跟一九八○年代的戴蒙一般，我們還是處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一個資本的力量貌似無遠弗屆、國家的介入更形隱晦，而眾多的偽科學及假新聞更橫行無阻的時代。如果說《第三種猩猩》象徵著戴蒙對此趨勢的回應，那麼，同樣處於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我們，若有機會面對公眾而寫作時，我們可以寫些什麼？我們或許不用等到四十八歲、得到某個大獎後才開始想這個問題。閱讀這本四十八歲的戴蒙在無後顧之憂、懷著「為一個激烈轉型的社會提供些許貫穿古今、放諸四海皆準之原則」的心情而寫就的作品，或許是個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