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到今天,《紅樓夢》忽然在大陸「火紅」起來。有關《紅樓夢》的圖書,出版了近百種,遍及大江南北,且多暢銷。解讀《紅樓夢》成為電視台熱門節目,使廣告客戶喜出望外。也因為電視的強力傳播,紅學「學院派」和「票友派」見解不同,導致激烈論爭。學者專家和普羅大眾一起「拔筆從戎」,一時間形成「紅學走向群眾」的意外收穫。三百多歲的林黛玉和薛寶釵,「紅」顏未老,風姿依舊迷人。

儘管外面沸沸揚揚,但高齡九十八歲的「紅學家」周汝昌,仍躲在他北京朝陽區住宅的書房裡,繼續研究《紅樓夢》,寫有關《紅樓夢》的書,正心誠意,不苟不且。他也一貫肯定《紅樓夢》在中華文化中的價值,堅認應上升排名在十三經之後的第十四經。

周汝昌不願人家稱他為「紅學家」,他沒說明原因,想來那樣未免窄化了他。事實上,周汝昌也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家、書法家和詩人,平生精力傾注於中華文化精神與詩文書畫理論之探討,研究深廣,著述宏豐,實難把他塞在某一「家」的框框裡。但是自俞平伯辭世,老一輩研究紅學的人,周汝昌怕是碩果僅存的一位,大家稱他「紅學家」,他大概也只能當仁不讓了吧!

行將慶祝百歲華誕,周汝昌眼睛幾已完全失明,兩耳失聰,要靠近他耳邊大聲說話才聽得到。但談起往事,他聲音洪亮,記憶清晰。他說,對於紅學,他本來無此志向,只是因為偶然的機遇,受到胡適的鼓勵與引導,才一頭栽進紅學裡來。

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
《懋齋詩鈔》是「大貢獻」

1918年出生的周汝昌,家住天津鄉下,1940年入燕京大學西語系。一天,他四哥祐昌寫信給他說:近讀新版《紅樓夢》,卷首有胡適的考證文章,由於胡先生得到敦誠的《四松堂集》,世人由此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齋詩鈔》卻遍求未得。你在燕京,實可一查,未必全無希望。

敦誠和敦敏兄弟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誠號松堂,敦敏號懋齋,《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都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胡適先後得到《四松堂集》和第一本古鈔本《石頭記》,也就是世人羨稱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由這兩本書所發現的材料,把紅學推進一個新境界。

周汝昌到學校圖書館,一查目錄卡片,竟很快找到《懋齋詩鈔》,而且從來沒人借閱過。周汝昌根據此書提供的線索,寫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這篇文章,刊於民國36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對北大校長胡適原來的考證提出不同意見。

胡適讀到文章,僅隔一天,12月7日就寫了一封信,請編者轉給周汝昌,編者又把它登在報上。胡適很客氣,稱他為「先生」,即使後來發現他只是一名大二學生,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適,也從來不改這樣的敬稱。在信裡,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懋齋詩鈔》是「大貢獻」,也接受他對曹雪芹卒年的推算,但保留他對其生年的論斷。信是這樣說的:

汝昌先生:

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裡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鈔》的發現,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皋集》(編按:即《懋齋詩鈔》)的編年次序,我很贊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誠的甲申輓詩,得敦敏弔詩互證,大概沒有大疑問了。

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第一、請先生不要忘了敦誠、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們稱「芹圃」,稱「曹君」,已是很客氣了。第二,最要緊的是雪芹若生得太晚,就趕不上親見曹家繁華的時代了。先生說是嗎?

匆匆問好。

胡適

卅六,十二,七

匆匆往南邊去了,這信沒有郵寄,今天才寄上。

卅七,一,十八

周汝昌跟著就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對他「保留」的地方再加商榷。周汝昌承認,那時年輕氣盛,「語氣相對也不夠謙虛」,但胡適不以為意,仍舊把他作為一個討論學術的平輩看待,通訊頻繁。而且「語氣一向客氣委婉,真率關切,字裡行間沒有做作的氣味」。

胡適二話不說,
把三本「無價之寶」借給
未謀面的忘年交

胡適於1921年曾出版《紅樓夢考證》,是紅學的開路之作,到周汝昌與他通信的1947年,已經26年了。周汝昌「激勵」胡適,應該根據新發現的材料,進一步的再寫一本考證書。胡適答覆他,自己目前無法做這件事,如果周汝昌肯做這項「苦工」,他願給與「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

有這句話,周汝昌就「得理不饒人」了。他先後向胡適借三部書:《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四松堂集》和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這三部書,都非常了得,尤其甲戌本,世人根本都還未見過,是周汝昌口裡的「連城之璧,無價之寶」。一名青年大學生,和胡適的身分地位相差十萬八千里,而且,跟他沒見過面,竟然獅子大開口,直到今天,周汝昌還覺得太冒失,太過分了。但胡適似乎比他還「過分」,竟然二話不說,託人把三本書都帶給了這位忘年交的小朋友。在周汝昌的記憶裡,胡適對這三本書,「從此以後,再無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忘了它。」

民國37年暑假,周汝昌帶著甲戌本回天津鄉下老家,與四哥祐昌花了兩個月時間,把甲戌本抄寫了一個新的本子。事後寫信給胡適,承認自己「先斬後奏」,心中忐忑不安。但胡適回信說:「……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周汝昌讚嘆:胡先生真是「仁人大度」。

過完暑假,周汝昌返校上課,時局已有巨變,共軍圍攻北平之勢已成。周汝昌內心惶恐,覺得甲戌本不能再留了,初冬的一天,專程到東廠胡同一號胡家,把書奉還。開門接待的男子「氣質厚重,彬彬有禮」,自稱「家父有事」,把書代為收下;想來此人應是胡思杜。12月15日國民政府派專機把胡適接往南京,胡先生匆忙離平,據周汝昌說,只帶了兩本書,其中之一即是甲戌本《石頭記》。

這是周汝昌第二次造訪胡宅,第一次曾在胡適書房裡與他「論學」。胡先生看他身體單薄,還勸他注意健康,不要太用功。藹藹然,一長者也。周汝昌有詩頌曰:

肯將祕笈付他人,
不同行蹤意至真。

誰似先生能信我,
書生道義更堪珍。

平生一面舊城東,
宿草離離百載風。

長念有容方謂大,
至今多士尚研紅。

胡適視周汝昌為在大陸上
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胡適有容乃大的故事,還有續篇。周汝昌「研紅」第一件成品──《紅樓夢新證》,開始寫於1947年,完稿於1948年。到1953年出版時,胡適在大陸已成「階級敵人」,書中所有敬稱都被出版社刪除。胡適時在美國,有人把書給他看,本以為「周某批胡」,胡先生會生氣,但胡適讀了此書,卻託人多買幾本,以便分贈友人。他還認為,這是一部好書,作者是他的「一個好徒弟」。

1960年11月16日,胡適寫信給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

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他的書絕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裡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你試看他的《新證》頁三○至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我的敦誠《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裡。他雖不明說向我道謝,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胭齋」本是我借給他的,由他兄弟兩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間只存我的原本和他們兄弟的影抄本,這個影抄本,他在書裡從不敢提起,大概沒有別人見過或用過(原本現在南港,你可以來看看)。《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起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裡。看他對此稿本的記載(頁三四),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上)

【2006/08/09 聯合報】

全站熱搜

砂山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