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解體之後,這二十年間,慢慢的,有一些當年因「政治不正確」被禁演、被迫害的蘇聯電影導演,在國際電影界陸續被推薦出來。其中有一位亞美尼亞導演帕拉贊諾夫(Serguei Paradjanov, 1920-1990),他在藝術環境解禁之際,便因長期在集中營造成的身體惡性戕害而過世了,但他死前曾表達,當他於1988年拍了「吟遊詩人」,他已經死而無憾,因為他對這部電影太滿意了。帕拉贊諾夫的電影之所以被禁(如《石榴的顏色》),究其內容,其「政治不正確」絕非因其內容有著反抗蘇聯政權的內容,僅只是因為他堅持著電影本身的唯美與形式,因而違反了「社會寫實主義」。

  看這些電影,總讓我忍不住想起「社會寫實主義」與純音樂。純音樂是在藝術領域中最最抽象的,它跟這種非常強調意識型態的社會寫實主義,本應是互相抵觸的,卻得要在社會寫實主義的要求與規範中,維持著自己純抽象的音樂的創作品質,實在難為了蘇聯的音樂家們。

  固然,因著蘇維埃政權將貝多芬視為蘇維埃所期許的革命典範,因而接受「交響曲」這純器樂形式,但他們仍舊是將交響曲形式做了「社會寫實主義」的定義。譬如第一樂章的奏鳴曲式中,呈式部必得是「英雄或是祖國」、「敵人」等主題的呈現,再透過發展部表現「鬥爭」,而再現部之後當然得進展到「勝利」;慢版樂章呢,定義成抒情性的反思、哀悼(與戰爭主題有關的交響曲)或葬禮進行曲,第三樂章的詼諧曲需充滿民族特性的(民謠與民族舞蹈),結尾樂章則要進入到 統一、光輝燦爛的勝利、對人類的頌揚等等。

  看這種社會寫實主義定義出來的交響曲各樂章,硬是把純器樂抽象音樂轉化成意識型態,看起來實在是挺僵化也挺可笑的。

  但若放掉社會寫實主義的定義不管,純粹想像著剛剛所描述的四個樂章的情感調性,想像四樂章之間情感的轉換與搭配,的確,它蠻近似貝多芬交響曲的感覺,而一個有才華、有樂念、匠心獨具的音樂家,也的確能透過這種調性的搭配情感的轉換,展現音樂情感的多元與優美,它可以成就一部偉大的交響曲。

  第五號交響曲

  譬如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五號交響曲。

  第五號交響曲,是蕭士塔高維契在1932年以後,音樂作品因為「背離了社會寫實主義、淪為資本主義形式主義」,一直不停的被彈劾、被批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煎熬出來的作品。

  蕭士塔高維契自己說:「這首交響曲的主題在於人性人格的設立,作品雖然始終以抒情的風格構想,但我所設定的中心點,卻是一個人的各種體驗。而終樂章是把前面各樂章中緊迫的悲劇氣氛加以解決,進而導向光明的人生觀與生命的喜悅....總之,這與貝多芬的《命運》及「先苦後甘」的理念相同。」

  這論述固然使第五號交響曲成為蘇維埃期許下的、「政治正確」的音樂作品,但若完全不理會蘇維埃是怎麼定義這首曲子的,單從音樂形式來聆聽,大致上都同意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五號交響曲,是他創作生涯當中的一個高峰,是他所有作品當中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原因恰好是蘇維埃最不認同的:蕭士塔高維契這首交響曲的形式結構相當嚴密緊湊明快均衡、旋律線所帶出來的情感起落有致一氣呵成,情感多元而飽滿,能讓聆樂者在聽後有一種情感被淨化、被昇華的、單純的美的感動。

  第七號交響曲

  最為「政治正確」的曲子,應當就是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七號交響曲了。這首寫於列寧格勒攻防戰之初的第七號交響曲《列寧格勒》,是在蘇聯政府動員所有的藝術家投入祖國戰爭下,產生出來的曲子。蕭士塔高維契自己說:「此曲是戰鬥詩,是對堅強的民族精神的讚歌。」這首曲子發表時,除了蘇聯,也透過電台轉播遠傳到英美,而後當總譜分譜傳到美國,立刻由托斯卡尼尼指揮NBC交響樂團初演,並透過廣播向全世界實況轉播,聽眾多達兩千萬人,引起很多的迴響。而這一切的迴響,如今看來,根本就是出自一種「政治正確」下的炒作。

  儘管聽眾廣眾迴響甚多,但是這首曲子是否真的就是極品呢?我們看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那模仿拉威爾《波麗露》,意圖透過各種樂器跟小鼓節奏搭配的音色變化,來傳達戰爭漸漸鄰近、到最後無所不在的感覺,很明顯的出現結構上的問題,因為這一段跟前後相比,實在太巨大了,所以當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終於再現、進入到樂曲之收尾,因結構之不均衡,使人有一筆帶過的草率之感,也因此,要在草率收尾第一樂章之後,緊接上第二樂章的情緒,是唐突了些。至於第四樂章,更是過於率性的冗長。

  更別說這首曲子的慢版,情感順旋律到盡頭,仍舊是這種旋律的變形、再變形,變形再多,還是類似的情感,還加上配器繼續使用鋪陳情感很易宣染的弦樂器與銅管,唯一的變化就是從平淡到激動回返平淡,音樂又沒有被嚴謹的結構抑制,鬆鬆散散的宣洩,情感太過,真的很膩人。儘管第三樂章他符合了社會寫實主義所期待的民族風,以古俄羅斯和聖詠交替呈現對母國大地的敬意,但也因結構鬆散,情感說的過多,就變得濫情了。其實這首曲子中中版慢版不乏巧思樂念,可是總在樂念說完繼續鋪陳情感之際,便毀了,還為了戲劇化,過於神經質的讓大小聲與快慢速度,落差過大。

  所以這首曲子在當時被大力倡導,還是因它在意識型態中扮演的象徵角色,使它徹底的「政治正確」,因而廣受讚譽,這在蘇聯、在英美,其實都是一樣。

  妙的是蕭士塔高維契在史達林過世後,對這首曲子說出另一種心聲:這首曲子其實是反史達林暴政的一種心情。立刻,蕭士塔高維契以另一種「政治正確」,為之前的「政治正確」解套。這其實真的是蠻諷刺的。至少對當年力捧這首曲子的蘇聯而言,是打了一巴掌,呈現出在蘇聯的環境是無法究音樂論音樂的窘況。

  第十號交響曲

  蕭士塔高維契另外一曲相當引發爭議的曲子是他的第十號交響曲。

  這首曲子距離他的第九號,中間跨了約有八年,又是創作於史達林死後,光就這時機,已足以引發議論眾說紛紜了。

  其實,蕭士塔高維契八年之前創作的第九號交響曲,在貝多芬、布魯克納、馬勒以來營造出來的「9」之嚴肅沈重之感下,蕭士塔高維契竟將這首交響曲賦予短小精幹的嬉遊曲風,形式精鍊從頭到尾一氣呵成,算是相當破格的一首交響曲了,但果真被蘇聯文化當局批判成「追隨歐美形式主義」的劣等作品。

  這段時期由於國際冷戰局勢,使蘇聯官方把交響曲的創作,再改要求為通俗易懂的民族民俗性樂曲創作,對任何不帶文字的器樂交響曲之複雜形式,都加以激烈的抨擊,蕭斯塔高維契不過是被牽累的音樂家之一而已。就在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九號交響曲之後,終於,八年間他都再沒有交響曲的創作,直到史達林死後才有第十號的問世。

  史達林死後,蘇聯藝術環境暫時出現一點自由的氣氛,但蕭士塔高維契這首交響曲仍舊遭逢了正反兩方的爭論,反對者認為這首曲子太過灰暗,「並不符合社會寫實主義中樂觀肯定人性的宗旨。」「在現實生活中有比死亡與黑暗的力量過好幾倍的勝利的力量,應該在本曲中有更鮮明而完整的表現才對。」支持者則認為:「音樂中的戲劇化緊張感,是『樂觀主義的悲劇』,它不像一般交響曲但求追求平安無事,結果反而帶來毒害。」

  儘管蘇聯內部正反兩方爭論不休,西方世界卻因為它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美國以其反史達林政策,高價競標取得首演,法國卻因在中南半島跟共軍苦戰,拒絕蕭士塔高維契的護照簽證,導致蕭士塔高維契也取消此曲在法國的公演。日本NHK交響樂團常任指揮瑞士籍的艾舒巴哈也以「純粹藝術上的理由」拒絕演出此曲。

  蕭士塔高維契在面對國外記者訪問時,努力解釋說:「我想要表現的是現代人類愛和平反對戰爭的態度,因為人類在世上的使命是創造而不是破壞。」

  這一切,使蕭士塔高維契的第十號交響曲名聲高漲,但這一切一切,跟第七號交響曲一樣,都已經脫離了音樂本身,不管東西方都是如此。

  倒是蕭士塔高維契有一句話蠻中肯的,他就音樂說音樂的描述自己的第十號交響曲:「我覺得自己無法成功寫出真正交響化的快版音樂,在過去的交響曲中無法辦到,在這第十號交響曲中,也仍舊沒有辦到。」

  只是,他這句話我個人並不同意,我聆聽蕭士塔高維契的第十號交響曲,覺得他是失敗在慢版樂章,關鍵是在音樂創作失之結構鬆散,除了旋律線發展,其透過樂器變換產生出來的音色變化、旋律主題對位、變奏,都乏善可陳,導致樂句冗長、情感耽溺。

  第十五號交響曲

  蕭士塔高維契最後一首交響曲創作,也就是他的第十五號,倒又回到他的第五號一般的顛峰狀態,除了慢版樂章仍失之耽溺,一三四樂章,在嚴謹的結構中呈現著異常活潑、童稚的氣氛,這固然跟他引用羅西尼《威廉泰爾》序曲的巧思有關,但他在第四樂章中以幽默的節奏感推進,輕笑般的進到結尾,也帶出跟以往分外不同的情感。尤其,這是他相當晚期的作品,以他對交響曲的看中,說這曲是他臨終告白的一種情感表達,倒也不為過,那麼,這首交響曲較諸以往,的確多了許多超然豁達的情感。

  環繞著蕭士塔高維契之眾曲子的議論,恰好可以讓我們看到西方自由社會與共產極權社會,在二十世紀的大戰期間、以及冷戰期間,是如何的難以擺脫政治意識型態的純就音樂論音樂。《列寧格勒》與第十號交響曲引發世界轟動,其實非關音樂、更是關係著政治意識型態,但細數蕭士塔高維契的創作軌跡,固然迭有突破有佳作,但慢版一直洩漏著他純音樂創作的弱點,究其實,這跟思想正確與否根本無關,僅只是關係著曲式結構、音色營造、書法組織等這些蘇維埃最最不肯承認的「形式問題」罷了,恰好正是社會寫實主義要求出來的即興戰鬥風,致使蕭士塔高維契在種種「反形式」的長期風氣下,缺乏歷練形式克服慢版的機會。

  非關音樂的政治意識型態非得主導著自己的音樂創作,大概是蕭士塔高維契這一生最遺憾、最無奈的事了吧!

  (本文受益於跟網友pappnase的討論甚多,也參考了美樂出版社《蕭士塔高維契》中的史料,僅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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