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電視劇《妙手仁心》深入民心，以致有市民竟據劇中醫療程序指控醫護人員失職，成為笑談。美國電視劇《滅罪鑑證科（CSI）》也引發了類似效應，美國觀眾被劇集「洗腦」，以致出任陪審員時「依劇審案」，也從而暴露出有關鑑證的諸多問題。
想想這種情況：一名中年女子正在加州一間快餐店進食，越吃越滋味。吃著吃著，突然可怖的事發生了：她趕忙吐出口中的東西，她尖叫，她嘔吐。所有人都盯著那張桌子，一截指甲修整得整整齊齊的指頭混在一團咀嚼過的食物中！有人報警，警車響著號來到，法醫專家四出蒐證。負責油炸食物的廚師們一字排開，伸出雙手，法醫們逐一數他們的手指。然後那截指頭被放進一個證物袋，進行一輪又一輪的法醫鑑證。指頭上的指紋被套取了，和國家的數據庫比對。DNA測試也做過了。警探們四出找線索。
如果那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劇《滅罪鑑證科（CSI）》其中一集（也許真的已拍成一集了），節目內那些漂亮英俊的鑑證人員也許能極速解開謎團。只要四十五分鐘，指模或DNA證據就能確認出受害人的身份──那是一名長腿金髮女郎。然後，斷指甲縫的一點血跡，將把殺死她的人帶出來──那是一名妒忌心重的時裝攝影師，不願他心愛的人離他而去。
但這不是戲劇，而是真實生活。去年三月，一名叫阿亞拉的中年女子吃到了那截斷指，調查員被難住了。廚師們的手指都完整無缺，斷指的指紋跟警方檔案中的任何失蹤人口的指模都不吻合。
觀眾迷戀法醫劇集
在《CSI》劇集裡，法醫科學總是引人入勝、明快、肯定，這些特色共冶一爐，推動這齣劇集的收視率，每星期吸引了近六千萬美國人收看。調查劇種炙手可熱：從全國廣播公司的另一套劇集《法紀雷霆》到紀實劇集系列《法醫檔案》，顯示美國觀眾迷戀著法醫學。不論是電視上虛構罪案現場的血跡和碎骨，還是米高?積遜審訊中的咄咄逼人和閃爍其詞，在在可見這種痕跡。
這不是很好嗎？人手不足的美國政府鑑證化驗所也都在利用這股潮流，向政府要求更多經費。劇集灌輸的「知識」讓陪審員都變得比較聰明，也越來越期望每件案都有法醫上的證據，而且希望結論就在那裡。然而，現實跟戲劇差距很大。電視上的技術奇才令很多美國人大開眼界，可是他們發現，當他們面對真實的法紀世界時都不禁大大失望。
戲劇往往異於現實
生與死的真面目，總不如《CSI》內的調查員教我們相信的那麼簡單。法醫學的真貌很少如電視劇告訴我們那樣，既明快又肯定。美國司法當局說，鑑證科學的技術往往是未得到證明有效的，分析往往是根據不足的，專家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公眾要求連普通的罪案都要按那齣電視劇的方式調查的時候，美國的鑑證化驗所卻很多都缺乏經費、認證和備受批評，無法滿足大眾的期望。亞利桑那州圖森縣檢察官拉沃爾說，當案件安排到法庭審理時，「陪審員期待案件很有趣和很曲折，但事實並非如此時，他們便很失望。」
讓陪審團失望可能會很危險。問問喬迪．胡斯你便明白了。他曾在一宗強姦案中代表控方時吃過《CSI》的虧。當初，他這樣對陪審團說：「你們全都看過《CSI》吧。那麼，現在是你們的《CSI》時間了。我們有DNA（樣本）啊。」被告是伊利諾州皮奧里亞一名黑幫成員，他被指兩年前在當地一個公園裡強姦一名任職急症室護士的少女。被告否認有接觸過那少女的身體，探員卻驗出少女的胸部沾上了被告的唾液。陪審員亦從受害人和處理此案的警員處得到了有力的證供。但陪審員回來後卻說被告無罪。為什麼？那些DNA證據說服不了他們，說《CSI》告訴他們，警方應該從受害人身上抽取些「殘餘物」來化驗，看看是否跟公園的泥土吻合。胡斯說：「我們有了他（被告）的DNA，仍無法入他罪，真是荒謬。」
現實無奈要戲劇化
胡斯的上司、皮奧里亞的州檢察官凱文．萊昂斯說，電視節目把鑑證學科幻化，會令人得到錯誤印象，以為「所有案件都可以用高科技科學解決，而假如你交出來（的證據）沒這麼厲害，便會被認為合理的疑點。由此而來的負擔大得我們難以應付。」檢察官把這種現象稱為「《CSI》效應」。
專家指出，《CSI》劇中一些所謂的「證據」──比如用傷口來印出割出傷口的刀子的模、根據金屬生銹的速度來測知死亡時間，其實都是空洞不實的噱頭。但警察和檢察官都越來越意識到自己不得不迎合對罪案證據越來越挑剔的陪審團，例如用Powerpoint和影帶等媒界來呈現證據，讓它們更「好看」，又或者在證詞中多加解釋為何交不出某幾種證據。現在，假如警方交出的證據不包括指模，越來越多檢察官會請探員解釋原因，要不然陪審員會把這視為疑點。
戲劇成了逃罪工具
DNA 報告和槍擊現場的殘餘物亦同樣「不可或缺」。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刑事司法系的代主任約瑟夫．彼得森說，探員很少會在案發現場找到DNA樣本來分析。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研究過罪案現場，發現最常找到的證據是指模和兇器痕跡，只有百分之五會留下血跡，通常都是兇殺案現場。而時至今日還是差不多。
就如案發現場變化不大，很多鑑證化驗所同樣沒有多大變化，至少在一方面是如此。很多化驗所人手仍然不足，他們經常都未能取得案發現場所有相關的證據，原因不是警方調查人員不知道化驗所想要的是什麼，就是警方誤認為案情沒有那些證據也能成立。鑑證化驗所的日常工作是化驗在案發現場檢獲的毒品，進行毒理學分析和對比指模。DNA配對不算是他們的日常工作，主要因為這種工作很花時間，而且十分昂貴。要花多少時間呢？二○○二年，科德角一個廢物搬運工人被指涉嫌謀殺時裝專欄作家克里斯塔．沃辛頓。二○○四年三月，警方提取了他的DNA樣本與兇案現場所取得的DNA樣本作比對。但化驗所堆積了很多其他工作還沒有完成，所以直到○五年四月才得出比對結果。
可以預見，辯方律師們會利用《CSI》等受歡迎劇集的橋段，抓住欠缺法醫證據這理由不放，就連不太須用這理由的案件，他們也會這樣抗辯。另一宗在皮若亞發生的案件中，陪審團宣告一名被控傷人的男子無罪，他涉嫌刺傷了與他不和的女友。陪審團這樣裁決，原因是警方沒有檢驗被告女友床單上血跡的DNA。後來那名男子因違反假釋規定而入獄，他獲釋後再次用刀刺他的前女友，這次他把她刺斃了。
○五年三月，《CSI》效應又來了：被控謀殺妻子的演員羅伯特．布萊克獲宣判無罪。洛杉磯地方檢察官形容陪審團為「難以置信的愚蠢」，但陪審團稱，布萊克被控以一支納粹年代的舊手槍射殺他妻子，理應會噴出子彈屑，但布萊克的皮膚和衣服連「一粒微粒也沒有」。
鑑證騙徒屢見不鮮
平心而論，法醫證據和專家供詞確是可以大大增加證據的份量。當被告可能要面臨驗指模和作DNA比對時，他們很多都寧願承認控罪，也不願冒險接受檢驗，因判刑可能會更重。
審訊時，許多陪審員傾向相信法醫專家和他們提供的證據，甚至在他們不應相信的時候。關於這點，桑德拉．安德森和她受過特別訓練的調查犬伊格爾的案件便是一個例子。伊格爾有福爾摩斯狗的美譽，牠和安德森是全美國檢察官和警察的寵兒。這對人狗拍檔曾上過《未解之謎》這個電視節目，而且是多場科學鑑證研討會的主角。這隻調查犬的鼻子似乎神得可以，能找出隱蔽的血液線索，安德森自然後來會在庭上加以證實。在一宗案件中，警方懷疑生物化學家阿齊茲．伊斯蘭殺死妻子，卻苦於證據不足。感謝伊格爾那價值百萬的鼻子，在疑犯家中找到了足以令警方可申請搜查令的證據。
然而，原來安德森和伊格爾是在弄虛作假，安德森後來承認在伊斯蘭家中把血跡塗在被指是兇器的鋼鋸上。伊斯蘭後來成功要求重審。其實安德森已試過多次捏造假證據。她在承認妨礙司法公正和作假證供後，被判刑二十一個月。
律師和法醫專家指出，其實還有其他法醫專家發假誓、錯解檢驗結果或誇大證據，安德森只是其中一人。
鑑證化驗所欠認證
近年來，全美國的鑑證化驗所，包括自吹自擂的聯邦調查局鑑證化驗所的公信力都受到抨擊，批評指它們的水準不夠嚴格，化驗結果不真確。其中一個問題在於鑑證化驗所是不須經評核的。後來雖然國會立法要求聯邦資助的DNA化驗所均須在達到標準，但最近司法部研究顯示，美國現時大約有三成由公帑資助的鑑證化驗所仍領許可證的。
聯邦調查局鑑證化驗所曾發生過一系列令他們十分尷尬的錯誤，最後於一九九八年獲得評核及格。今年，一家休斯敦鑑證化驗所在發生一宗醜聞，致迄今已導致兩名男子獲釋出獄，使人對該化驗所的其他化驗結果起疑後，亦尋求評核。
與此同時，數十名驗屍官、鑑證化驗所技術員、警方化學家、法醫人類學家、犯罪重構專家和其他法醫專家，則因發假誓、造假憑據或捏造證據而被罰款、撤職或被起訴。在執法隊伍裡，幾乎誰都講得出一個證人或化驗所撒謊的案例。法醫界人士說，罪案鑑證的知名度日高可能會使事情更糟，尤其是新的法醫學位課程大量湧現，難免龍蛇混雜。
其中一個最臭名昭著的江湖騙子，就在西弗吉尼亞州警察局化驗室的法醫明星弗里德．扎因。二○○二年逝世的扎因，是一位化驗室化學家，曾在西弗吉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數百宗案件中為檢察官作證，其間曾把一些人送進死牢。根本沒有人會去檢查他的證書，包括他的有機化學科不及格的事實，或驗證他的測試結果。曾有兩名化驗室人員投訴說，他們親眼看到扎因從空白的化驗碟上記錄結果，但沒人理會他們的舉報。直到發生格倫．伍達爾事件之後，扎因才被揭發。伍達爾被裁定兩宗性侵犯罪名成立，被判入獄二百零三到三百三十五年，但經DNA測試之後，證明他不可能犯上述罪行。扎因曾對陪審團說，襲擊者的血型與伍達爾一致。繼伍達爾的判決在一九九二年被推翻之後，西弗吉尼亞州最高上訴法院下令對扎因的工作進行全面審查。結論是：由於扎因「在刑事起訴中長期提供假證據」，有一百多人的判決是成疑問的。迄今，已有另九名男子的判決被推翻。
類似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耳模，也即嫌疑犯耳朵貼著窗子時留下的印痕，獲准作為法庭證據，但是尚未有研究證實所有耳朵都是不同的，套取耳模的方法亦未獲得認可；以前被視作鐵證的指模，現在正受到質疑。美國國家司法研究所已於去年提供資金，以驗證指模是否可靠的程序。其他「專家」紛紛推薦唇模、咬痕和筆跡分析作為罪證依據，但是批評者說，這些方法的可信性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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