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七五減租,是台灣中年人最耳熟能詳的國民黨德政,也是到八○年代為止,國府最常宣傳的治台功業。為此,國府建了「土地改革紀念館」,但對5、60歲的臺北市人來說,那卻是他們在大學時重要的跳舞場地。那幢十層樓的頂樓,有一大層的會堂、常租給大學生開舞會。六○到七○年代,很多大學生去那跳舞。他們也被學校組織到下面樓層參觀,但大家早就沒有什麼印象。

在台灣,那時大陸還叫「匪區」。「土地改革」這四個字是不能簡稱為「土改」的。因為「土改」是「共匪」的暴政,「土地改革」才是政府的德政。就像後來在台灣,「中華民國」絕不能簡稱為「中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蔣介石時代誰敢這樣講,鐵當匪諜關入大牢。這十年來,台獨政府是「逢中必反」、「聞中就推」,一直想把「中鋼」、「中船」、「中油」、China Airline的中名改掉,只不過因本身注意力集中到貪汙撈錢上面,故此項努力勢頭受限。


在台灣的中年人,對「土改」和「土地改革」的異同,一般是不去追究的,就像孫中山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大家也視而不見一樣。那是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年代。早年國府是一邊大喊實行三民主義,一邊又大喊反共。所謂大陸「土改」就被說是暴力的、殺地主的,而台灣的「土地改革」就是和風細雨的、合理的、互蒙其利,地主佃農都高興的。說是地主分田地給佃農,拿到國家給的補償債券,於事工業生產、賺大錢、天下太平。我們當年被宣傳就是這麼認為。我們沒去追究人性最基本的原則,你把一個人的利益拿走,他怎麼會高興呢?好像台灣的地主都是聖人,都願意「為人民服務」,都堅決擁護政府。當然不是,但那時地主是有氣不敢出,隱藏著,因為政府有槍桿子。

「三七五減租」又歸功於台灣省主席陳誠,這點蔣介石似較少居功。他兒子的政宣傳似乎也不敢把這點都搶為父親的功勞。那時蔣介石被稱為「民族救星」,現在這一稱號在北韓還有保存,可謂「野失求諸禮」。他的豐功偉績是反攻大陸,不在乎這點治台的小功勞。
土地改革就與陳誠連在一起,他死時有很多農民到他的靈前致祭痛哭。但去年台灣出了一個很好的紀錄片,叫「無米樂」,講台灣農村幾個老農的生活。他們看到農田的蕭條、退耕,只能唱「無米樂」歌來樂天知命。這部紀錄片說的是農業轉型中世界各地都有的現象,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影響尤大,對大陸的農民看來也應是十分有教育意義的,而尤其是這部紀錄片又拍得那麼溫馨深入,但其中有句話很重要,即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農說起「土改」,說當時農民叫陳誠「阿公誠」,地主叫陳「賊仔誠」。可知當時階級矛盾之巨。

還有刻意被忽略的是「儀誠同宗」。國府中研院出版的「丁廷楣訪談錄」就載,陳誠曾說:「我的三七五減租,多是依據陳儀的的規劃。」即「三七五減租」、經濟統制等措施,都是陳儀所設計的,結果因為經嚴政寬,軍隊又調回大陸而起了「二二八之變」,陳儀下臺。但陳儀的經濟政策並無不對,後來還是由陳誠蕭規曹隨。若陳儀不死,「三七五減租」的功勞必然記到他頭上。

從大歷史來看,「三七五減租」在中國、在台灣省歷史的定位就比較清楚。孫中山當年革命也打著「平均地權、挾助工農」的口號,國共和作也是基於此。國民黨也是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到台灣20年都如此宣稱。當時被稱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可恥的。只是後來軍事北伐、政治南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與士紳階級的作,不再強調土地改革,而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又太過火,因此內戰十年。但國民黨一是基於原有的理想,一也是想和共產黨爭取農民的支持,對土改並不是反對的,像在浙江一帶,就實行過「二五減租」,陳誠也如此主張。蔣經國的贛南新政也對土豪劣紳深具反感。只是整個國民黨政權主要仍依靠地主士紳,加上連年戰亂,「土改」政策一直不能落實,最終敗退台灣。

但台灣的情形不同,中央政府與台灣的士紳沒什麼關係,這也是台獨稱的「外來政權」,有時外來政權反而好辦事,沒包袱。這種情形今天台灣很多人已有思考。即「外來政權」本來是貶字,但他們看到台灣的「本土政權」做的這麼爛,口喊民主其實只是以「本土認同來毀蝕民主」,大家反懷念「外來政權」、老國民黨了。外來政權沒包袱,反較廉潔為公。若台灣要救贖,現在只有靠再度的外來政權,因為連國民黨都在本土化之下有了黑金的包袱,難以做根本的改革了。而台灣光復後的情勢是,陳儀勵精圖治,想把台灣建成三民主義模範省。他實行統制經濟及土改政策,又因為台灣的地主士紳多是皇民化階級,這裏而不但有民生矛盾(階級),還有民族矛盾(中日)。而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正是一石二鳥的做法,但陳儀只當政一年半,根本沒時間推行土改,就因二二八離台。若他已先實行三七五,那現在陳儀頭上的罪狀又多一條,說他是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激起民變。
到陳誠在一九四八年主台政,就知道土改有「削藩抵共」之效。而且土地不是我的,革他人的命當然好辦。沒有大陸的包袱,又可爭取農民,斷了共產黨發展的溫床。台灣這些地主士紳,從二二八以後,也證明不可靠,有潛在的皇民化意識,故三七五減租就大力推行。所以歷史對陳儀實在不公。陳儀沒有來得及「三七五減租」,只行了一些經濟統制措施,二二八就被指「窳政」,激起民變,但陳誠行他留下的政策,經濟上更嚴,改革衝擊更大,只是因為有槍在手,地主不敢做亂,陳誠就功成名就,陳儀卻身死貶辱。

二二八以後,少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台人,不是隨謝雪紅逃到大陸,就是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清洗。而有台獨皇民思想的人就跑到日本,以後的廖文毅到李登輝,就是這條線。像台中的林獻堂是大地主,他在二二八庇護了長官公署的財政廳長嚴家淦,被人傳誦,但大家略而不提的是,林獻堂後來因為土改分他的地不滿,成為支援廖文毅在日本搞台獨的金主。這批地主潛伏了許多年,到台灣解除戒嚴以後,又浮出了臺面,搞反攻倒算,支持台獨,後來還有股翻案風,拿出老地契,要求取回分走的土地。他們眼紅也有道理。土地分給佃農,雖然生產情緒提高,有助農業生產,台灣後來的精緻化農業,包括水果的改良,都與此有關。加上成功運用美援,成立「農村復興委員會」,這都是台灣農村經濟良好的因素。但這種小農經濟也不適合大面積的機械化農業改良,人工和土地的成本居高不下。但後來台灣的中小型企業發展,經濟起飛,又緩和了農業衰退的矛盾。農業現在台灣的經濟產值比重中降得很低。工廠、城市的擴張,農民變成地主了,甚至企業家也變成農民了,用這身份去購買土地。很多農民成了暴發戶,看在原來地主的眼裏當然不滿。

但是農民雖然身受土改之利,由三級貧戶翻身成了有產者,他們當初感謝政府,但久了族群利益壓過了感恩,也可說是忘恩負義,他們也受士紳的鼓吹而支持台獨與本土利益。形成舊地主和老農民相結合,台獨的民族意識淩駕民生,族群認同掩過階級矛盾了。「三七五減租」的成功,也基本打破了原有的階級。直到最近,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惡化,台灣出現了新貪階級,而陳水扁這貧農之子就是代表。

台灣聯合報7月28日的社論,提出了這批老地主為了台獨,要去保新貪階級的弔詭現象,社論說:「深綠(極獨)大老中,不乏與辜寬敏(辜振甫之弟。)身世相類者。他們原本是皇民地主,卻因國民黨(外來政權)而損失了既得利益,尤以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使許多富豪傷筋動骨,遂與國民黨成為不共戴天之仇;二二八的歷史悲劇,及中共政權早年的恐怖專政,則使他們的政治立場儼然更具正義感與正當性。這些大老中,有不少人皆像辜寬敏那樣生活相當優渥,他們自命不凡,不屑與國民黨政權為伍;遂以反國民黨、反外省人及追求台獨為人生的最高價值目標。倘若今日要這些深綠大老們承認內外情勢已經不變,台獨是(自欺欺人),那不啻形同要他否定畢生的政治信仰與畢生的政治奉獻,即無異於要他否認其全部的生命意義。對於他們來說,當然仍然寄望陳水扁在任內能正名制憲,而不問陳水扁有沒有資格及有沒有能力再作為『台灣認同』的代言人。因為,陳水扁已是他們在政治長河中的最後一根浮木。」

結論,台灣的「三七五減租」是一項正確合理、合乎社會公平,有助當時政治穩定的政策,但這一切努力在國家不能統一,台獨火中取粟之後,全都變質了。經濟生產的變革會使當年成功的政策在後來出現問題,但是台灣卻加入了政治的因素,「三七五減租」當年是有政治的考慮,這項慮要防堵的政治因素,因為國家不能一統又被強化、惡化了。這就是今天台灣許多問題的根源。


這裡有人把郭冠英一百多篇都備份重po了
http://www.1949er.org/chat/index.php3?read+1236923508

全站熱搜

砂山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