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左一)、蔣方良(左三)是明星咖啡館的常客。
(圖/明星咖啡館提供)
歷史有轉折,年代卻是延續的。那些年代裡∣∣1950、1960、1970∣∣因淡水河而興的台北城,一仍1884年建城舊慣,乃屬於西邊的、親水的。無論政治、商業或文化。

彼時的台北文化地圖,1972年國父紀念館尚未落成,一切的藝文活動,從書畫展到音樂會、戲劇,無不以中山堂,也就是1936年竣工的台北公會堂為中心,向外輻射。騷人墨客雅集、文人聚會,大約都集中在西城區。幾個較大的據點,南為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北到民生西路波麗路咖啡廳,東邊以館前路、新公園為界,西邊則直抵淡水河邊。這塊區域裡,有全台最多的戲院、最密集的咖啡廳,以及穿梭其中的詩人、作家、編輯、文學青年。1950年代的朝風、青龍,1960年代的作家、田園、野人、天才,1970年代的文藝沙龍、天琴廳……以及一度歇業、復活,如今又恐將遠去的「明星」,這些咖啡館的名字,至今仍深深留存在走過那個年代的台北人的集體記憶之中,已然成為某種文學烙印。

明星咖啡館

小說家黃春明(左)和尉天驄在明星咖啡館裡,便如同回家般自在。
(圖/本報資料照片)
明星咖啡館。武昌街一段7號。典型1950年代台北街屋,洗石子立面附騎樓,樓高進深,自有一種幽邃的空間感覺。彼時的重慶南路、衡陽路、博愛路這一概為日治「榮町」、「本町」的區域,臨街多為類似建築。1949年,六位白俄羅斯人與台灣青年簡錦錐不顧「廟沖」禁忌,向後來貴為台北市長的高玉樹先生租下這棟直面城隍廟的樓房,創立外文名為ASTORIA,中文名為「明星」的咖啡館,一樓麵包廠,二樓、三樓咖啡館。取名ASTORIA,為的是紀念昔日上海霞飛路上同名俄國咖啡廳,蘊含濃郁的鄉愁。

為了一解鄉愁,製作販賣故鄉口味糕點、咖啡的俄羅斯軍官們,大概沒想到他們的蛋糕,後來竟成了「蔣家」御用品,著名的「俄羅斯軟糖」更是俄裔蔣經國夫人方良女士半輩子台灣歲月裡的解饞最愛,無論是口慾或對原鄉的渴念。台灣青年簡錦錐與這些俄國軍官們穿越時代風暴的生死情誼,隨著明星咖啡館二樓空位上所擺設的一雙刀叉、一碟麵包、一杯紅茶,早成為了一則感人傳奇。更多的則是曾經出入其中,從少年到老年,幾代文學青年的悲歡故事。三毛、林懷民、白先勇、施叔青、黃春明、周夢蝶、陳映真、《文季》雜誌同人、《創世紀》詩刊同人……都曾在這裡消磨掉滿滿的青春歲月。

今日的明星咖啡館。
(圖/李昌元攝影,文訊雜誌社提供)
若說1970、80年代是台灣文學出版最繁茂的年代,那麼,明星咖啡館無疑是它的奇幻基地之一。點一杯咖啡,消磨半天。多少作家、編輯、文學青年在此相約,策畫專題,組稿寫稿,談詩說文,或竟只是靜靜坐著,看著一幕幕文學風景的閃現。「沒有明星的桌子、椅子,我寫不習慣哪。」1989年明星咖啡館擋不住股市、「大家樂」所帶來的社會奢華風潮,決定歇業。重要作品幾乎都在「明星」完成,兒子吃著「明星」蛋糕長大的作家黃春明這樣跟簡錦錐老闆訴苦。「一定要明星桌椅才寫得出來?真奇怪哪。那我就送你一套好了。」幾天後,一輛小貨車搬走了一套桌椅跟咖啡杯組。黃春明所搬的,可能是鑲有大理石面的小桌子,以及綠色高背沙發椅。關於這套桌椅的記憶,以及簡老闆的熱心慷慨作風,如今都成了台北無形的文化魅力。

1970年代,喝完明星咖啡,下得樓來,詩人周夢蝶的書攤赫然在目,詩人或無視川流人潮閉目趺坐,或懷抱一本書冊倚牆小歇,小小書攤上多的是新舊文學書籍、詩刊,在喧囂紅塵裡靜靜開放著。類似的書報攤,往前二十公尺,無論左轉或右轉,重慶南路騎樓下,每隔十幾二十公尺,就有一個,插架面擺五花八門的雜誌期刊,《傳記文學》、《暢流》、《春秋》、《自由談》、《文星》、《皇冠》、《中外》……一應俱全。當頭一線鋼絲懸掛的則是最紅火的《銀色畫報》、《南國電影》、《小說電影》、《電視週刊》、《偵探》、《創作》、《武俠世界》等。地上成落的報紙,薄僅三張,銷量卻嚇人,中午還沒到,早賣得淨光。這樣的書報攤,也兼賣車票、飲料,乃彼時台北街頭一顆又一顆的文化種子,奮力地迸放著。

書店街

1990年代的重慶南路書店街。
(圖/劉楷南攝影,文訊雜誌社提供)
重慶南路舊名文武街,日治改名「本町通」。街頭由總督府直營,專賣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的「台灣書籍株式會社」與街尾私營的「新高堂」遙遙相望,這條街的文化含量,早經註定。日治時期,此地便已有不少書店,到得1949年國府撤退,隨之來台的幾家大出版社/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紛紛於此落腳,加上改制後的台灣書店,一時之間成為台灣的出版重地。沿街櫥窗瀏覽其所翻印的大陸時期出版品,竟讓人依稀有了上海「福州街」之感。

重慶南路最興盛的1960、70年代裡,短短幾百公尺,擠進了六、七十家書店,黃昏時分,下課、下班等車的學生、上班族常就近踅進店內低頭瀏覽,一邊看書一邊注意公車動靜。逢到年終打折特賣,店門口紅布條翻滾,熙來攘往的人潮,加上騎樓的書報攤,往往擠得摩肩擦踵,水洩不通。「賣書也能賣成這樣!?」今日想來,誠然是難以想像的事。

彼時一名窮文青的假日活動,很可能是花上八毛錢,擠上公車到台北車站,迅即轉入重慶南路,一間接一間書店閒逛過去,口袋錢有限,翻看不足,就此立讀亦無不可。中午不能不吃,明星咖啡店旁邊的「排骨大王」五元搞定後,帶著方才買來的報紙,上到「明星」,點一杯很奢侈的咖啡,要價六元,邊喝邊看報,隨後拿出書包裡厚厚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繼續翻讀。書是翻印的,無論封面、版型都與上海老版本相同,版權頁裡卻刪去了譯者「耿濟之」的名字,代之以「本社」二字。文青有時抬起頭向外瞭望,這時他會看到一名容貌高雅的外國老人坐在臨窗位置,靜靜望外,眼神彷彿看到了很遙遠的地方。

「台北雖然變得很厲害,但總還有些地方,有些事物,可以令人追思、回味。比如說武昌街的明星,明星的咖啡和蛋糕。」白先勇名篇〈明星咖啡館〉是這樣結尾的,文成於1980年代。如今,二十多年又過去了。「結語」畢竟無法作為「結論」,明星當空掩逝,書店街群散落,都轉化成一股濃濃的台北鄉愁了。

【2010/12/0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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