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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必為過往的統治者上粧,但理解蔣經國是理解台灣的一個重要線索在其人逝世十九年後的今天,清點他的政治遺產也許有助於台灣撥開迷霧,找到出路。

蔣經國是複雜的統治者,在他治下的台灣,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少數的計畫經濟,國有化的比例在非共世界最高。他是個列寧體制的黨首,當時的國民黨卻也是在民選競爭裡的常勝軍。

他是威權政體與外省族群代表,卻開啟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先聲。他無疑是個民族主義者,但在兩岸的對抗中,卻力保台灣的安全與自主。冷戰時,反共的台灣無法不依賴美國,但他卻對美國隨時有著必要的的警覺。

矛盾造就了蔣經國的獨特性,不了解這一層,就會把他當作和南韓的朴正熙與智利的皮諾契一樣發展經濟的獨裁者。而這樣的誤解,同時存在於懷念與厭惡蔣經國的人們心中。

首先是泛藍,他們對「經國遺風」的懷念很少能夠打動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其中少數人懷念的其實是失去的特權,其他人對他的孺慕之情則有些一廂情願。

他一生的儉樸清廉究竟是來自中國修齊治平的傳統,還是蘇聯底層的焠練?十大建設的構想與其像是羅斯福式的新政,不如說是史達林經濟建設的台灣版。台灣以往的社會建制中,到處有著蘇式組織與資本主義及代議政治的奇異混合,而這正是現今中國,越南等國政經改革的原型。

要理解全部的蔣經國,就不能遺漏在冰雪中的熱血青年尼古拉。

大家琅琅上口的經國名言,就手法而言是高明的政治傳銷,但就內容而言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要求,懷念這些基本道德與常識,顯得我們對民主的標準並不高。他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體認時勢,從對手身上找到改革自己的力量。

八六年民進黨組黨前夕,他告訴部屬「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用它」對權力的自我節制,是有權者難得的素質。他是改革的啟動者,但請別忘了他也是壓迫體制的負責人。

蔣經國的信念與方法是為了要改變世界,諷刺的是這套體系卻被國民黨用來保持現狀。他律己御下甚嚴,但他的子嗣與親手培植的情治體系卻失控殺人,貽誤國家.這是治理的重大敗筆,也是他個人的悲劇。泛藍的朋友若不能誠懇地面對威權的黑暗面與反省經國的悲劇,就無法把他的遺產轉化為台灣的公共資產。

其次是李登輝及其追隨者。

作為蔣經國政治權力的法定受益人,李登輝執行本土化的社會改造有其一定的成績,但把本土化與兩岸和解對立起來則是對蔣經國政治遺產的破壞。

九十二年前的李登輝或有台獨之外的想法,甚至有可能在國際的背書下,成為推動兩岸和解的第一人,但李登輝放棄了這個可能性。

蔣經國的戰略高度在於每一次美國向中國傾斜時,都能將台灣重新定位,進而把這種孤立轉化為社會團結的動力。面對鄧小平的經改與對美和解,蔣經國把國共的軍事鬥爭轉化為兩岸的體制之爭。在這個意義下,美國支持台灣,連大陸的改革力量也受惠。

然而李的台獨的訴求卻使得這個社會體制間的競賽變成零和的國族對抗。往後的領導人繼續這條思路,只好繼續坐困島上。

民進黨也許因為批判蔣家而拒絕這份政治遺產,但其中有兩項對所有執政者都彌足珍貴,那就是:對形勢的清醒理解,對權力的自我克制。

蔣經國的功過有著台灣社會重要的集體記憶,就在個人精神的樣貌上,我倒覺得他像是一株移生在亞熱帶的北方樺樹,努力適應這豐厚的水土,其間或有節令不符,但終究開枝散葉,庇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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