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之椅子

老婆婆的手有點兒晃，因此剝完的毛豆落在盆裡的少，落在桌面的多，因此剝著剝著常常會自己訕訕地笑著，而她一笑，老薛也笑了，我們也跟著笑了……


十二歲那年，父親經商失敗，在亟需大量資金周轉卻因門衰祚薄而借貸無門的情況下，竟瞞著家人找了地下錢莊。沒多久，不堪錢莊滾雪球般的利息，且預料即將東窗事發，父親便帶著姊姊和我從原本的生活圈中逃逸，改名換姓在台灣的各個縣市間轉徙流離。那段日子棲身於各個廉價旅社，日裡夜裡的每一個腳步聲都能牽動神經末梢，父親總在床上翻來覆去，翻出了好多白頭髮。


幾個月後，終於在台北暫時落了腳，因為父親說：「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那年發生了許多事，都因為過於緊張急慌而如浮光掠影一般轉身即逝，然而至今我仍記得老薛以及那個老舊的麵攤。

廚藝很好的父親在萬芳醫院旁擺起一個小攤子，賣小吃和熱飲。每天下午三點出攤，晚上十二點收攤。剛開始沒有固定客源，所以生意不太好，一天收入大概只有一兩千塊，扣掉成本，只有蠅頭小利；若又遇到警察開單，簡直所剩無幾，甚至不賺反賠。每到晚餐時間，父親都會炸幾片臭豆腐自己吃，而給我們兩百元去吃晚餐。姊姊和我總是到一家老字號的燒臘店買便當回來，吃幾口便說吃不下，央求父親幫我們解決掉，那時父親總是皺著眉，彷彿在說：「以後吃不下就別買這麼多。」在回家的路上父親的表情總是鬱鬱的，常常一路無話，只聽見雨刷聲以及打方向燈搭搭搭搭的聲音。姊姊和我坐在老舊發財車的前座，常常搖著晃著就擠擠挨挨地睡著了。

父親用料非常實在，且待客誠懇，對每一個小步驟都不肯馬虎，因此生意漸漸上軌道。有了固定的客人，營業額比較穩定之後，父親的眉頭鬆開些，並且會在收攤後帶我們去吃消夜──那是一天之中我最期待的時刻。

一個冬日的深夜，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前面隱隱有招牌還亮著，上面寫著「老薛牛肉麵」，父親便在路旁停了車。拾著約莫十幾階灰撲撲的水泥階梯而下，滷肉的香氣便撲鼻而來，三人一試成主顧。除了老薛的東西樣樣好吃又便宜之外，雖然這樣說有些奇怪，但去到那裡會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父親在那裡話多了，表情也豐富了，暫時恢復以前幽默開朗的模樣。雖然那時距離出事不到一年，但聽到父親的笑聲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現在回想起來，那家麵攤的位置應該是一個社區的入口處。因為社區位在山坡上，所以攤子就像是在地下室，十分潮濕，但也比較暖和。階梯下擺著一輛高高疊著碗盤的銀色攤車，旁邊有三張小方桌，每張方桌配四張木圓凳；最裡頭的一張桌子上放了台具有錄放功能的黑色收音機，天線伸得很長，但仍然有雜音，收音機傳出的多半是老歌。夜深了，收音機的音量相當節制。

半夜一點多，除了我們，沒有其他的客人。老闆戴著軍綠色的毛帽，用一條棗紅色的抹布用力地擦拭攤車面板。那應該就是老薛了。最裡面的那張桌子旁坐著一位和老薛一樣老的婆婆，婆婆矮矮胖胖的，一張孩子式的團臉，深深的雙眼皮，長長的眼角，以及一個塌塌大大的鼻子，嘴的周圍布滿小籠包式的皺褶。老婆婆戴著同樣的軍綠色毛帽，圍著咖啡色格子圍巾，低頭對著一個深藍色塑膠盆剝毛豆。老婆婆的手有點兒晃，因此剝完的毛豆落在盆裡的少，落在桌面的多，因此剝著剝著常常會自己訕訕地笑著，而她一笑，老薛也笑了，我們也跟著笑了。有幾個夜裡實在是太凍了，令人做什麼都提不起勁。那樣的夜裡老婆婆的頭會越來越低，越來越低，然後就這樣停在半空中，過了一會兒，老薛便會慢慢地走了過來，拿下婆婆的眼鏡，說：「天冷，進屋了吧，先睡。」婆婆總是搖搖頭，睜開眼睛慌慌張張地問：「我的眼鏡呢？」然後，老薛會回答：「喏，給你擱桌上。」婆婆聽完後頭又垂了下去。這時老薛會輕輕地撥開毛豆和盆子，換上一個繡著大紅牡丹的枕頭。老婆婆不必張開眼睛也能正確地緩緩地枕在牡丹花上，過不到兩分鐘便會發出鼾聲。祖母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也許從婆婆身上看見別的什麼，因為他總擔心這樣睡著會不會著涼，面露關切地望著老薛。老薛說：「她這脾氣，拗的！非要等我，沒辦法。」父親說：「有沒有考慮早點收攤？開太晚了。」老薛不疾不徐地說：「不成不成，總得要讓晚回家的人有熱呼呼的麵吃唄。」這麼一講，父親便沒得回了，因為我們一家便是受惠者之一。在嚴冬的深夜能吃到熱呼呼的麵，喝到熱呼呼的湯，實在是一件幸福的事。

父親每次一看到老薛的臉，第一句話就是：「一樣。」叼著菸的老薛點點頭，打開小木櫃的綠紗窗，拿出滷菜俐落地切著剁著，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模樣。老薛用的菜刀和木砧板都比一般人用的厚重，豆豆豆豆的聲音規律而厚實，令人聽著便有一種安穩之感。父親點牛肉湯麵，姊姊和我點的是乾麵，麵要寬的──老薛自己擀的家常麵嚼勁十足。姊姊會點一隻鴨頭──滷到骨頭都酥了，可以直接下肚。老薛總是在我們的麵裡加顆免費的滷蛋。老薛的滷蛋特別大，我問老薛是不是只用巨無霸雞生的蛋，老薛瞇著眼，彈了下菸灰，說：「那是鴨蛋哪。」

從滷菜櫃以及醬料桶推想老薛的生意應該滿好的，不過也許是我們實在是太晚去了，幾乎每次都只有我們這一桌客人。我們應該是老薛最後的客人，但老薛從來沒有在我們用餐時一邊打烊，也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露出勞累整天後的倦容，大概因為同樣做小吃這行，我知道這點相當不容易。一個多月中幾乎夜夜都去老薛那邊報到，每次都是同樣的畫面，溫馨而靜好──「紅泥小火爐」的味道。

這樣的靜好突然起了變化──後方那個剝毛豆的婆婆不坐在那裡了。也許實在太冷了，婆婆終於聽話乖乖進屋睡了。過幾天去，老薛的招牌竟然沒亮，趨前一看，果真沒有營業。隔幾天去，午夜的整條街仍是暗的；隔幾天再去，招牌的燈仍然沒亮。「老薛究竟去哪兒了呢？該不會發生了什麼意外？」這樣的疑問相信也出現在父親和姊姊的腦海中，但三人刻意不去討論這件事，因為人多半在面對自己在乎的事時便會變得特別迷信，彷彿一說出口，所有不該發生的事都會發生。

不知不覺地，不用再穿外套了，父親將燒仙草的牌子拿下，換上愛玉冰的看板。不那麼冷了，我們就可以比較早收攤了。父親有時候會帶我們去陽明山吃披薩看夜景，有時候會帶我們去貓空喝碧螺春嚼魷魚絲嗑瓜子。

一個夜裡，又經過那條街，遠遠就看到老薛的招牌竟然亮著！霎時車內響起一陣歡呼。衝下台階，老薛竟然不在攤子旁邊，原來他坐在最裡頭的桌子旁低著頭剝毛豆。那個畫面有著說不出的突兀，不過我一時之間也無法完全明白究竟哪裡不對勁，坐下時才驚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薛坐著。父親大聲地向老薛打招呼，聲音因為太高興而略略上揚且顫抖。老薛緩緩地抬起頭，僵硬地轉動脖子找尋聲音的來源，雖然仍然斜斜地叼根菸，然而眼神渙散，眼泡浮腫得更大了，灰白的鬍渣像是抹上整盆菸灰。整個人都不對了。老薛旁邊擺著一個木質相框，裡頭裝著一幀黑白相片，我在第一時間沒認出來，因為相片中的人沒有戴那頂毛帽，也沒有圍圍巾，但那人不是婆婆又是誰呢？一樣是孩子式的團臉，深深的雙眼皮，長長的眼角與塌塌大大的鼻子。大概婆婆已經許多年沒有照相了，眼神怯怯的，像個初到新班級的女學生，站在台上，看哪兒都不自在。說來慚愧，我竟然會害怕那張照片，只看了一眼頭便低了下來。

我以為父親會問老薛的近況，沒想到父親還是向老薛說：「一樣。」這次的聲音沉了下去。老薛放下毛豆，將雙手在藍圍裙上抹了抹，然後緩緩而重重地點點頭，便走到攤車旁打開綠紗窗。一陣豆豆豆豆之後，老薛端上一盤豬耳朵和海帶豆乾的小拼盤。之後，又端來三碗餛飩麵。老薛又回去剝毛豆，頭低低的，手有些發晃，毛豆落在盆裡的少，落在桌面上的多。小拼盤中的海帶和豆乾滷得相當入味，但豬耳朵本應切成條狀卻沒切斷。雖然麵裡依舊多放了顆滷蛋，但不知怎麼吃著吃著眼睛便霧了。三人默默地吃著，除了吸麵條時發出的窸窸窣窣聲之外，沒有人有一句話，並且知道彼此心裡都想著同一件事：老薛這裡也許再來也沒幾次了。

又來了一桌客人。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喝了酒，大聲吆喝著：「老薛，來三碗牛肉麵，一碗乾麵。來個拼盤，隨你拼。要鴨頭。」另一名男子突然說：「你前陣子怎麼啦？我好幾次專門開車來這，跑哪去啦？還以為你賺飽了不幹了。」老薛也不朝那人看，機械性地拿起大圓勺舀湯。滷鍋咕嚕咕嚕地燉著，老薛掀開鍋蓋，香味隨著煙霧瀰漫，老薛的輪廓在煙霧中模糊了一下下。鄧麗君在嘶嘶嘶的雜音中輕輕地唱著：「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2010/05/20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