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歷史教材,關於文字使用之方式,這幾天來引發各界熱烈的討論。忝為歷史教學者,同時也基於作為參與教科書編修者,對於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展良所遭受的待遇,深覺於我心有戚戚焉。

有人說:改「我國」、「本國」、「大陸」為「中國」,改「起義」為「起事」,改「國父」為「孫中山」,改「日據」為「日治」,全是學術價值中立的象徵,也是時代的潮流。這樣的說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亦是只見秋毫,不見輿薪。

以史學的角度而論,一般後朝撰寫前朝史,會直書前朝的國名,例如唐朝修魏晉南北朝史、宋朝修唐史、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修撰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歷史,皆即直呼其名而不避韙。

可是當本國人修本國史之際,就不會如此大剌剌,通常會以國朝、本國,甚或以國史稱呼,例如當代史學界必定參考的中國史名著———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即以國史二字取代中國,它代表這個朝代仍在進行之中,並沒有結束。這也是春秋所謂一字褒貶的筆法。

依此而論,現在的中華民國既然仍由民進黨繼承,她依舊存在,除非有朝一日這個國名已被消滅,除非新台幣上寫的不是中華民國,否則再如何修改歷史,性質仍然是國史,依然是本國史。簡言之,凡是與台灣無邦交者,都皆否定中華民國,可以前朝史視之,唯有台灣政府必須維護國史,因為她是進行式,不是過去式。

再環顧世界,學術趨向中立乃無庸置疑,但教科書絕對不是客觀的學術,它是一種民族教育,更是一種濃濃意識形態的呈現。看看美國教科書上如何吹捧民主價值與資本主義;再看看日本近來如何亟思修改二戰歷史,即可略知一、二,教科書不僅是客觀的歷史陳述,還有更深一層的目的,它想主觀宣揚一個國家的立國根本!

身為教科書編寫者,對於吳教授困擾於編撰過程深受政治干預之害,筆者頗有同感。台灣口口聲聲多元文化、開放社會,但實際所作所為,恰巧與這崇高的理想背道而馳,筆者常自我嘲諷,所謂一綱多本,其實只有一綱,沒有多本,而這一綱是由審查委員諸公們決定的一綱。說穿了,台灣的教科書根本就是這些審查委員版的教科書,這才是對客觀、中立最大的戕害。

【2007/01/3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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