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歸罪於我的出身──我是一個外省女孩;在台灣,「外省」其實就是「難民」的意思。外省難民家庭,在流離中失去了一切附著於土地的東西,包括農地、房舍、宗祠、廟宇,還有附著於土地的鄉親和對於生存其實很重要的社會網絡。

 因為失去了這一切,所以難民家庭那作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擲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頭。他們彷彿發現了,只有教育,是一條垂到井底的繩,下面的人可以攀著繩子爬出井來。
 所以我這個難民的女兒,從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飯,筷子一丟,只要趕快潛回書桌,正襟危坐,擺出讀書的姿態,媽媽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聲機轉小聲了。背「古文觀止」很重要,油米柴鹽的事,母親一肩挑。

 自己作了母親,我卻馬上變成一個很能幹的人。廚房特別大,所以是個多功能廳。孩子五顏六色的畫,貼滿整面牆,因此廚房也是畫廊。餐桌可以圍坐八個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龍。另外的空間裡,我放上一張紅色的小矮桌,配四隻紅色的矮椅子,任誰踏進來都會覺得,咦,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客廳嗎?

 當我打雞蛋、拌麵粉奶油加砂糖發粉做蛋糕時,安德烈和飛力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圍著矮桌上一團新鮮可愛的濕麵團,他們要把麵團捏成豬牛羊馬各種動物。蛋糕糊倒進模型,模型進入烤箱,拌麵盆裡留著一圈甜軟黏膩的麵糊,孩子們就搶著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繞滿了手指,放進嘴裡津津地吸,臉上也一片花糊。

 我變得很會「有效率」做菜。食譜的書,放在爬著長青藤的窗台上,長長一排。胡蘿蔔蛋糕的那一頁,都快磨破了;乳酪通心粉、義大利千層麵那幾頁,用得掉了下來。我可以在十分鐘內,給四個孩子──那是兩個兒子加上他們不可分離的死黨──端上顏色漂亮而且維他命ABCDE加澱粉質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後把孩子塞進車裡,一個送去踢足球,一個帶去上游泳課。中間折到圖書館借一袋兒童繪本,衝到藥房買一只幼兒溫度計,到水店買三大箱果汁,到郵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禮物包裹同時寄出邀請卡。。。然後匆匆趕回足球場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親,原來是個最高檔的全職、全方位CEO,只是沒人給薪水而已。

 然後突然想到,啊,油米柴鹽一肩挑的母親,在她成為母親之前,也是個躲在書房裡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發現獨自生活的自己又回頭變成一個不會燒飯做菜的人,而長大了的孩子們卻成了美食家。飛力普十六歲就自己報名去上烹飪課,跟著大肚子、帶著白色高統帽的師傅學做義大利菜。十七歲,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國餐廳的廚房裡去打工實習,從削馬鈴薯皮開始,跟著馬賽來的大廚學做每一種沾醬。安德烈買各國食譜的書,土耳其、非洲菜、中國菜,都是實驗項目。做菜時,用一隻碼錶計分。什麼菜配什麼酒,什麼酒吃什麼肉,什麼肉配什麼香料,對兩兄弟而言,是正正經經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麼就吃什麼。不吃也可以。一個雞蛋多少錢,我說不上來,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為安德烈下麵──是泡麵,加上一點青菜葉子。

 湯麵端上桌時,安德烈,吃了兩口,突然說,「青菜哪裡來的呀?」

 我沒說話,他直追,「是上星期你買的沙拉對不對?」

 我點點頭。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說,「那已經不新鮮了呀,媽媽你為什麼還用呢?又是你們這一代人的──習慣,對吧?」

 他不吃了。

 過了幾天,安德烈突然說,「我們一起去買菜好嗎?」

 母子二人到城裡頭國際食品最多的超市去買菜。安德烈很仔細地來來回回挑選東西,整整三個小時。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這做媽的站在旁邊看著,「不准走開喔。」

 他把澳洲牛排肉展開,放在一旁。然後把各種香料罐,一樣一樣從架上拿下來,一字排開。轉了按鈕,烤箱下層開始熱,把盤子放進去,保持溫度。他把馬鈴薯洗乾淨,開始煮水,準備做新鮮的馬鈴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佈局,以一定的時間順序在走好幾個平行的程序,像一個樂團指揮,眼觀八方,一環緊扣一環。

 電話鈴響。我正要離開廚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擋下來,說,「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廚房裡看我做菜。」

 紅酒杯,礦泉水杯,並肩而立。南瓜湯先上。然後是沙拉,裡頭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錫紙包著,我要的四分熟。最後是甜點,法國的souffle。

 是秋天,海風徐徐地吹,一枚濃稠蛋黃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說,「好,我學會了,以後可以做給你吃了。」

 兒子睜大了眼睛看著我,認認真真地說,「我不是要你做給我吃。你還不明白嗎?我是要你學會以後做給你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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