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之椅子

速食店用來油炸薯條、炸雞的炸油，被消保官檢查出長7天才更換，引發消費者疑慮，但其實，業者聲稱都添加了所謂的「濾油粉」，才敢這麼久才換油，用油成本也因此節省50倍，儘管濾油粉經過衛生署核可，但還是有使用上的限制，不得超過2%，否則就會開罰。速食店7天不換油，聽起來好噁心，但業者拍胸脯保證，絕對沒問題，關鍵就在這裡就是靠這台3萬元的濾油機，加上白白的濾油粉，濾油粉成分是「合成矽酸鎂」，可以吸附雜質，濾清的油再抽上油鍋，繼續使用。

麥當勞、肯德基、達美樂和拿坡里，都使用濾油粉，而且估計都超過7、8年，要不然三天兩頭換油，成本實在差太多。

以一鍋23~27公斤的油鍋為例，在衛生署限制添加的2%範圍內，加1包濾油粉，就可延長7天再換油，雖然衛生署核可，但業者添加的量，以及濾油粉的品質，衛生單位要進一步追查。

專家甚至認為，使用濾油粉後，油即使看起來很乾淨，但高溫油炸後已經變質，對人體健康還是可能會產生影響。

2009.06.23 03:15 am
16歲少女「奈妲」20日在德黑蘭街頭示威遭槍殺，成為伊朗抗議者無辜遇害的象徵。大批伊朗裔美國人21日在洛杉磯示威，抗議伊朗政府違反人道和民主，一名示威者高舉奈妲中槍倒地血流滿面的照片，控訴伊朗當局的暴行。
（法新社）
她的名字叫奈妲（Neda），在波斯語中意為「聲音」。16歲的她在伊朗街頭反政府示威中遭槍殺，血淋淋的畫面透過網路傳遍全球，讓她成為伊朗人爭民主的象徵。

長相清秀的奈妲穿牛仔褲和白色慢跑鞋，20日和父親一起參加德黑蘭街頭的和平抗爭。突然一聲槍響，奈妲疑似遭狙擊手一槍射中心臟，她中槍後一臉驚恐，鮮血迅速從口鼻冒出，隨即在父親懷中過世。

一名旁觀者可能是用攝影手機拍到奈妲死亡片刻的畫面。一個在荷蘭的伊朗僑民最先將這段畫面放上他的Facebook網頁，據稱是想搶救奈妲的一名德黑蘭醫師所提供。他說奈妲的全名是Neda Soltani，是個主修哲學的16歲學生。

影片立刻透過網路傳遍全球，不過幾小時，各地的示威者都拿的奈妲的照片向伊朗執政當局抗議。網路上也出現眾多哀悼奈妲的討論區，網友稱她為「伊朗天使」。

「安息吧，奈妲，世界流著淚看妳嚥下最後一口氣，妳不會白白死去，我們懷念妳。」自稱是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市吉他手的一名男子，在他的推特網頁留下這篇貼文。

另一個沒有署名的部落客在Newsvine.com貼文說：「手機攝影功能，捕捉到她脆弱年輕生命的最後一刻，今天她的血流在德黑蘭街上。不久之後，她獲得新生，透過YouTube甚至CNN，重現在全球螢幕上。」

推特使用者組成hashtag.neda的討論群組，發表他們對於奈妲的死亡以及媒體報導的看法。這成為推特上最風行的話題之一。一名使用者以西班牙語貼文說：「奈妲，我希望你不是白白犧牲。」

全球主要通訊社和媒體雖然都報導奈妲的消息，不過都表示，由於伊朗封鎖新聞，不准外國記者自由報導，奈妲死亡的畫面就像多數從德黑蘭流出的訊息一樣，無法獲得證實。

【2009/06/23 聯合報】

少女Neda 伊朗抗議新象徵
編譯中心綜合21日電June 22, 2009 12:02 AM | 2657 觀看次數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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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 / 2
圖為伊朗裔美國人和支持者21日在洛杉磯抗議伊朗政府鎮壓示威民眾時，一名抗議人士拿著被伊朗民兵槍殺的16歲示威少女Neda的照片。 (法新社)
「安息吧，Neda，世界流著淚看妳嚥下最後一口氣，妳不會白白死去，我們懷念妳。」自稱是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市吉他手的一名男子，在微型部落格Twitter留下這篇貼文。
據CNN網站報導，伊朗20日鎮壓抗議民眾的數百個畫面透過網路流傳全世界，而一名年輕女子心臟中槍死亡的血腥鏡頭，觸動全球許多人的心弦。

最後經證實，這名成為抗議新象徵的女子為年僅27歲的研究生Neda Agha Soltan。

一名旁觀者可能用手機的攝影功能捕捉到Neda死亡片刻的畫面，上傳影片交流網站YouTube。影片顯示一名穿著牛仔褲和白色慢跑鞋的女子突然倒在街上，拿著攝影機的人跑向她，鏡頭一直對準她的臉。另一個業餘攝影畫面則捕捉到Neda和父親在槍響前不久，參加抗爭。

一名部落客貼文表示，Neda和父親在德黑蘭示威，但支持政府的民兵對她開槍。沒有署名的這個部落客在Newsvine.com貼文說：「手機攝影功能，捕捉到她脆弱年輕生命的最後一刻，今天流淌在Karegeh街上。不久之後，她獲得新生，透過YouTube、甚至CNN，重現在全球電腦螢幕上。」

Twitter使用者組成hashtag.neda的討論群組，發表他們對於Neda的死亡以及媒體報導的看法。這成為德黑蘭時間21日Twitter上最「風行的話題」之一。一名使用者以西班牙語貼文說：「Neda，我希望你不是白白犧牲。」

彭真、楊尚昆兩位老叔叔都分別問過劉源：“毛主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要打倒你父親?”。這正是劉源一直想問他們這輩毛澤東、劉少奇的老戰友，而又沒好開口的問題。其實，何止成千上万的非當事者也在尋求答案，而我們又何嘗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問?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處，已經講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劉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為何被打倒?毛為何要發動起全民搞個“天下大亂”，砸爛自己建立的“舊世界”?當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澤東与劉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舊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文革”伊始，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里就指出：要聯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不久以后，又坦言決心倒劉起自“二十三條”之時。本文正是從1962年切入，重點敘述了政家學者無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連當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蟬的“四清運動”的始末，分析毛劉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別”的兩种指導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義制度”；又山高水長，簡括出兩條“南轅北轍”的建國思路。這不就是毛所指責的“兩條路線”?不正符合了毛所強調的“路線斗爭”?無可爭辯的是，沒有“從不讓步”的“原則問題”(毛澤東語)，毛澤東絕不會下決心打倒劉少奇和半數以上的老革命、老戰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宮”之虞，“響應者無几”，“我死了怎么辦?”(毛澤東語)我們看到毛澤東确實是忍無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過，歷史和實踐糾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顛倒的是非。

60年代前期，在中國大地上，展開過一場廣泛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稱為“四清運動”。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群眾自我教育為主的運動，雖然夭折，但作為政治改革的—次可貴的嘗試，与同時期成功的經濟改革嘗試一樣，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尤其是劉少奇為中國民主進程所做的努力，啟迪后世，在歷史中閃耀著光輝。然而，也留下許多疑點、謎團和重大課題，待我們去解答。而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運動指導思想上的同异，他們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判斷，融于我們的言行。

“四清運動”的由來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游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里發出質問：“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

劉少奇一惊，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云、田家英是在党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快：“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

劉少奇冷靜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澤東，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

“文革”初期，劉源詢問父親，毛澤東的大字報批評“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是怎么回事，劉少奇的回答正是從這一幕開始的。

“大躍進”及隨后的反右傾，造成國家一片混亂，万家墨面，千村蕭索，經濟瀕臨崩潰，人民忍飢挨餓，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党的思想，卻沒有統一領袖們的思想，對如何克服困難出沒有取得共識。大會一結束，毛澤東即去武漢了。
　

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大家共同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即通稱的“西樓會議”。

討論時發現當年的預算仍有巨額赤字，5年累計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應量和社會購買力之間的逆差，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緊。針對這一情況，劉少奇說：“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气!”他認為國民經濟處在“非常時期”，要求大家必須拿出一整套經濟、政治方針，“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陳云同志在會上作了系統發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組成員會議上講話，對嚴重的困難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難的辦法。

3月中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同意多數常委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片黑暗”，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5月7日至11日，劉少奇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五月會議”)，討論中央財經小組關于1962年調整計划報告草稿。鑒于前三年經濟調整不力，當時一些干部又害怕將困難估計過頭而犯錯誤，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些，危險性不大。我們多年就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于被動。共產党員的革命气概，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而且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挺起腰杆前進。

根据“七千人大會”的精神，中央決定，對近几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所謂“右傾”党員甄別平反。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鄧子恢談農村工作時說道：适當擴大自留地，社員會滿意的，在分散的地區有一些農戶單干也應允許。會上還談了許多有關工農業生產、內商外貿以及對外政策的問題。

劉少奇贊同這些主張，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為求得平衡。分田單干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賞“冒進就是馬克思列宁主義”、“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澤東看來，“退”就是复辟。

事關重大，要請毛澤東作決定。正好毛的秘書田家英調查回來，向劉建議搞包產到戶，劉少奇叫他清毛主席回來。田打電話說了一下情況，毛回答：好呀!過几天回京。田十分興奮地向劉報告：看來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說：“田家英的話不准确，還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見。”她說對了，田家莢果然領會錯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澤東問到北京。陳云同志立即約毛，系統談了各位常委都贊成的意見。毛當時只問了几個問題，未置可否。陳亦感覺毛不反對，只是仍在考慮。

毛澤東很快即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發生了前面敘述的那一幕。劉少奇回來感到壓力很大，但經濟調整能夠堅持，總算長舒口气，以為雷霆已過。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村工作，生產、糧食、商業等問題。10天的預備會，討論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會議正式開幕。出人預料，毛澤東提出了階級、形勢与矛盾問題，他特別提出“中國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承認階級存在，就應承認社會主義与資本主義矛盾的存在”。他進而提出：“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体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講話石破天惊，原定議程全部被打亂。所有關于經濟調整的緊急事務，根本無法再進行討論。會議轉向討論毛澤東提出的階級斗爭問題。

在以后的會議期間，毛還多次發言和插言，說：“—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的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這是搞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搞資產階級專政廣義將“資本主義農業專家”的大帽子扣在鄧子恢同志頭上，從而上綱到“資本主義复辟”，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義。

正值此時，彭德怀給毛澤東和党中央寫了“八万言書”，為自己申辯，這本是一种維護党員最起碼權利的作為，卻被誤認為是向党挑戰，冠以“翻案”，遭到嚴厲批判。

在繼而的發言中，毛澤東大批“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權不住我們手里!”要堅決“反修、防修”，講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階及斗爭為綱”。

劉少奇本以為在游泳池的談話，已經平息了毛澤東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來的狂轟濫炸，使劉大感意外。經過短暫几日考慮，劉在接下來的會議和党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對困難估計得多了，同意毛的觀點。他發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還有過之。是什么原因呢?

這里，我們必須回到當年的現場。毛澤東和劉少奇相識40年，同為世所公認的大革命家、階級斗爭方面理論和實踐的巨匠人師。而滿座各級干部，几乎各個都是階級斗爭的專家和獲胜的佼佼者，衷心擁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十分不易，難免有失落之感，新學吃力可想而知。“經濟大革命”慘敗，刺激和衝擊足既惱火又無奈，提起階級斗爭，這些行家里手無不熱血沸騰，何況振臂—呼者，是統領他們“從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澤東，肯定—呼百應。

當時，國際上內憂外患，相當緊張。各級負責人的神經也相當敏感，是自然的。另外，長期以來，干部中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脫离群眾的傾向日益嚴重，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腐敗叢生，愈演愈烈。當然，比起現今算是小巫見大巫，但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已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在這一點上，毛劉完全—致，疾惡如仇，同仇敵愾。在場的老革命們，久沐毛劉思想理論熏染，對蛻化變質，一片喊殺，群情激昂。

毛澤東選擇“階級斗爭”這一題目，是任何人都無法、也不可能反駁的。歷史對老一輩革命家們自然擁護階級斗爭的決策和激情，都無可厚非。作為后人，必須尊重歷史。

當時，劉少奇還處于兩難境地：其一，既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又不損害毛的威望和形象；其二，既要將經濟調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對階級斗爭，如果節外生枝，把經濟調整和階級斗爭對立起來，—切皆空，或搞成第二個“廬山會議”，更遭殃了；其三，党內許多同志，害怕毛直接抓經濟，又不能不确認毛的領導權。

毛澤東自己對經濟工作也是心灰意懶，又不能不過問。而階級斗爭正是毛的長項，使他精力專注于此，既利于抓好党風廉政，制止腐敗，又利于經濟調整，共渡難關。何樂不為?

劉少奇作了最大的努力。他在自我批評的同時，維護了“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的正确性。在北戴河會議和党的八屆十中全會總結、布置傳達時，他說：“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斗爭，一講階級和階級斗爭就聯系很廣，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聯系到階級來分析。”因此，只傳達到17級以上干部，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斗爭。“用少數人對付就夠了，全党不要卷入這個斗爭中，受它們的干扰，妨礙工作。”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同意“不要因強調階級斗爭放松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劉保住了“中心”工作，接受了“以階級斗爭為綱”。

毛劉總算一致了。畢竟，調整工作保了下來，糾錯改過之舉，付之于行，諸項政策迅速見效，經濟很快好轉复蘇。一直堅持到“文革”前，毛确實沒有再對經濟工作發表多少意見，國民經濟取得了較大發展。

經濟調整的基本趨向，是按劉少奇所說的“退”。從超階段的一系列体制和做法退到适合現實的基礎上來，從“大干几年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幻想中退向“新民主主義秩序”。盡管遠遠談不上“退夠”，但作為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成功實踐，進行了全面的、可貴的嘗試，為十多年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大量的現成經驗。至今，我們仍在向“初級階段”“退夠”，從某种意義上說，也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的回歸之路上“退夠”。

當然，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是要見諸于行動的。在1963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的干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劉少奇說：“總是口里講階級斗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斗爭。對象是投机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這里請注意：毛強調的是“教育”，劉講的是“階級斗爭”。對象是經濟領域里的腐敗分子。

在這次會上，毛劉共同确定在全國開展“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首先在城市里發動“五反”，即反貪污、反投机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在農村主要是搞“四清”，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運動發展到后期，几乎全簡稱為“四清”。所謂“清”的內容，前后又有多种解釋。開始，基本限在經濟領域，后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

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緣于”以階級斗爭為綱“，不可避免，運動的全過程必然帶有极強的“左”傾色彩。關于其性質、目的和方法，兩位主席各有各的思路，看似一致，其實不同。

貌合神离的合壁

1963年4月、5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東南亞進行國事訪問。回到昆明時，指導“四清運動”的文件《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通稱“前十條”)已經制定出來了。文件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明确指出農村中的“四清運動”和城市中的“五反運動”“都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劉對“前十條”未表异議。

早在1961年，劉少奇与王光美在湖南農村蹲點44天，對基層存在的复雜問題深有感触。尤其是不說真話的現象很普遍，不少地方的領導机關靠听匯報、下指示做工作，重形式而輕實效，以瞞和騙來應付差事。要了解真實情況，就得深入群眾。因國務繁忙，不可能离崗，所以他就讓王光美下去蹲點。他強調要“扎根串聯”，“背靠背”，為的是听到真話，了解真情。后來被人指責為“不相信群眾，搞神秘主義”。

1963年10月，中南海里劉少奇所在的党支部對他進行了一次批評，大家擔心王光美下鄉后，劉少奇的健康。因為劉少奇有失眠症，服安眠藥才能人睡。如果夜間無人照料，藥勁來得猛，极易摔倒。党支部反對王下去，嚴肅地要求他接受。劉認真地表示“同意支部意見，但工作任務又必須完成”。怎么辦呢?他想出了主意：在地板上打地鋪，以解眾憂。一直到1968年病危，劉少奇睡了5年地鋪。

王光美第一次下鄉是1963年11月，歷時5個月。地點是河北撫宁縣盧王庄公社桃園大隊。她离京前問劉，應該注意什么?劉只簡單地講了—句“不要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王每月回來一次，都向毛澤東匯報，毛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邊。”她并不理解這話的含義。王光美說，她是真心實意接受“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指導思想的，但也僅限于對多吃多占、貪污浪費的干部經濟退賠從嚴要求，或對基層干部工作的難處不夠体諒。至于如何挖上邊的根子，就非她所知了。

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工作會議匯報，即《桃園經驗》報告。報告的用語十分尖銳，甚至激烈地指斥桃園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党”，“是一個兩面政權”。但是，直到工作組完成任務撤出，沒有開過一次斗爭會斗過誰，更沒有打過人，也沒有抓捕一人，只撤了原支部書記的職，仍以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其他犯錯誤的干部，檢討退賠后，取得了群眾諒解，都恢复了工作。証明桃園的運動，并沒有上升到對敵斗爭的高度，确實是一場教育。
　　

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總結批轉全國，以示推廣。還推荐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毛多次鼓勵王，讓她到各地去講，在中央的會議上要劉少奇根据《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后來，毛更推出陳伯達在天津小站搞的經驗：陳一下去，就搞出三個“反革命集團”。什么“奪權”、“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詞匯都是從這里創造的。毛多次舉例表彰，批轉全國，倍加贊賞。

毛澤東提倡蹲點，劉少奇率先行動，響應者寥寥。劉對那些借故推托不肯下去的同志十分不滿。1964年夏，他指名道姓批評了許多高級干部。例如，他對江蘇省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同志說：“你就是背起個包袱，你是老江蘇，省委書記做了十多年，自以為了解江蘇的情況。我就說你了解的情況比十年前少了，不是多了。因為十年前農民是個体經濟，跑到鄉下去，還可以听到老百姓講話，群眾的意見容易反映上來。經過十年，你對階級斗爭的情況，對群眾中、社會上的情況，了解得少了。”江承認如此，劉追問：“那你為什么不下去蹲點呀?”這种單刀直入，未免使人難堪。劉還要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下文：“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地委書記，不能當部長、司局長。”不多日子，180多位正副
部長、1000多位司局長都下去了。毛澤東知道后，在几個省講：“我多次叫你們下去蹲點，你們不听。少奇一句話，你們都下去了，還是少奇厲害。”

根据劉少奇一貫的觀點：“人民內部矛盾，主要地表現為領導机關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講，是人民和領導机關的官僚主義的矛盾。”他說：敵人越打越少是客觀規律，老死也要死完的。如果越打越多，肯定是把人民內部矛盾打錯了。

“四清”的主要目標是“四不清”干部，“對于‘四不清’的干部(他們不是敵人——原文)，我們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并解釋道，“少捉人，一個不殺，矛盾不上交，處分干部在百分之一二”，而且是在“縣以上范圍掌握比例，不是每個公社都有百分之一二”，就是占百分之一二的這些“犯錯誤的干部，絕大多數也可能改正錯誤，如果一時不能改，只要他不進行破坏，也可以，也還是團結的對象”。

劉少奇不同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把敵我矛舌當做主要矛盾，從根本上說，他是把“四清”作為一場教育運動，認為“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他要求廣泛普遍地發動群眾，經過5年在全司搞一遍，每個村一個冬春，一批一批搞。干部統先分批下去，掌握政策、指導運動、了解民情，使每個地方、每個干部都受到教育。干部和群眾、領導和被領導、工作組和被檢查的干部普遍自我教育。這就是所謂的“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通過教育達到團結，通過教育深入群眾，防止蛻化，掃除特權，也打擊了敵人，達到“防修”的目的。劉要求干部“統統上樓、個個洗澡”，人人過關，批判嚴—些，触及疼一些。

劉少奇歷來主張“解決人民矛盾的辦法，必須用新的辦法，新的方針，新的路線。必須允許洋眾采用小民主的辦法，來解決要解決的問題。不允許小民主，不經常采取小民主辦法，勢必要來個大民主”。他提倡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正是建立法冶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也乏充分發揚民主，又防止無政府主義的根本。

劉少奇搞的社教運動，聲勢浩大，要求很高。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打擊的對象是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分子，要反對的是等級分化和權力异化。就是再擴大化，也只是一場廣泛的教育運動，通過“小民主”，達到群眾和干部互相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

盡管，劉少奇也附和了毛澤東“根子在上邊”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縣一級。同時，他又強調矛盾不上交，一切矛盾就地處理，分別化解，也可以說是矛盾下放，從而阻止了無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他也堅持了毛澤東“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里”的危言，但并不意味是指在敵人手里。他的意思更多是從党性出發。他不厭其煩地反复講道：共產党是無產階級政党，根本宗旨是為勞動人民謀利。不服從工農意愿，甚至違背民意，強迫民眾，這些年還辦了損害群眾之事，還叫共產党嗎?這樣的政權不是人民的政權!顯然，這是指不符合或違背政權的宗旨。

毛澤東“完全贊成”聲勢浩大的運動方式，并要求“迅速實行”。196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布“后十條”，毛澤東給予很高的評价，說是反复向群眾請教的結果。鼓勵王光美再下去，并派他的秘書林克和衛士同去一個大隊。

1964年11月，王光美第二次下鄉，到河北新城縣高鎮大隊。“后十條”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基層干部几乎都靠邊站了，“有棗無棗打三杆”，打擊面太寬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正好安子文也由山西寫來報告，批評工作隊有“洪洞縣里沒好人”傾向。劉少奇立即批轉全國’：要相信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中共中央華北局隨即通知王光美在人民大會堂向各省負責同志匯報糾正“左”的傾向，解放大多數的做法。

“后十條”在執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反映出這個文件的內在矛盾：它一方面指出敵人“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一方面又提出“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前者是解決敵我矛盾，要奪權，后者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要教育。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運動開始時几乎完全一致，一樣的目標，一樣的積极，一樣的感情基礎。運動中期，呼應烘托相當默契，彼此非常滿意，但沒有持續多久，潛在的矛盾終于表面化了。

親密戰友的分裂

當初，恐怕連毛澤東和劉少奇自己也未必感到分歧有多么的嚴重，在制定“二十三條”時，似乎一夜之間突然爆發。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開了一個月的全國工作會議。薄一波的回憶錄對這次會議的內容記載得十分詳細。本文主要根据劉少奇向劉源的簡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對劉源的三次回憶來論述。

毛澤東說：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党。在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會上會下，毛對劉表示出強烈的不滿。

毛澤東講的是抓敵我矛盾，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下，“四不清”干部都變成敵我矛盾了!劉少奇不同意這一提法，緩和地說：“四清運動”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么矛盾解決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運動，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么社會里都能整；党內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重點是整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仍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敢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點誰的名，誰就倒了。“文革”——開始，張霖之同志首當其衝，慘遭酷刑拷打，成為第一位死于“革命行動”的部長級高干。

至“文革”中，劉少奇依然想不通：“不錯，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不是社會主義你死我活的斗爭運動。不能總要找出敵我矛盾，一棍子把人打死。”

毛劉的這一段對話，點到了分歧的本質。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上文講及1963年決定發動社教運動的會上，正是毛澤東強調教育“一抓就靈”，劉少奇大講“階級斗爭”(后來証明主要是“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運動搞了一年多，此時，又是劉強調“教育”，毛大講“階級斗爭”(敵我矛盾的階級斗爭)，出現奇特的顛倒。仿佛一個由理性趨向狂熱，一個由理性走入現實；一個升溫，一個降溫。太富戲劇性了！

我們必須請讀者搞清一個极端重要的差別：劉少奇講的階級斗爭的對象，是官僚主義分子和官僚特權階層，是指由等級分化、權力异化而來的變質分子；毛澤東講的階級斗爭的對象，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除了變質分子外，還包括由一般性貧富差异被誤認為階級分化而來的“新生資產階級’，而更多的是指領導意識、思想路線有不同意見的當權派。從自覺不自覺執行新民主主義方針，反對超階段主張，擴大到對反映基層呼聲，維護群眾切身利益，直至有意見分歧，哪怕只是積极提出善意的不同建議者，都可任意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判為敵人。這就是為什么劉少奇執意反對這一提法的原因。

劉少奇本是在“很小規模”的會上提出不同的工作意見，卻沒料到真的被毛視為“政敵”了，說明劉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恰恰因此，他最終被扣上“中國最大的走資派”，自身成為他預見的典型，從反面証明了他的正确。毛澤東的錯誤，導致絕大多數“當權派”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批判、衝擊。揪斗奪權，罷官勞改，元勛蒙難，冤獄諞地，被侮辱迫害致死致殘的千千万万……歷史又証明了劉少奇的正确。

這次會議原定是交流、總結經驗。會前，鄧小平出于好意對毛澤東說：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參加。這使毛惱火。同劉發生爭執后，毛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么剝奪《党章》、《憲法》給我的權利?”

1965年1月3日，第三屆全國人大選舉國家主席那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匯報“四清”情況，還通知王光美也參加。選舉結果，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他到北京廳時，發現王光美也在場，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參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會議，心情很緊張。劉坐在對面，与她四目相望，不好交談。毛澤東不滿地說：“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小站有一個陳伯達就行了。”又轉臉向劉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個入嗎?”劉說：“有群眾。”接著毛嚴厲批評了“煩瑣哲學，人海戰術”，“扎根串聯，搞神秘化”。他老人家忘記了"32作隊領導運動”、“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條文是他親自批改強調的!毛直對劉嚴厲批道：“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又講必須同群眾見面，廣泛發動群眾，迅速打開局面。前面批劉“人海戰術”左了，后面又批劉右了，讓人摸不著頭腦。

毛澤東的這通教訓，是否對劉少奇糾正“左”而發，還是因別的什么反感才出爾反爾，就不得而知了。但在几年后，毛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并對美國作家斯諾講道，正是此時，他決定打倒劉。

毛劉爭執，鬧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無所适從。安子文請出開國元勛們從中緩解。陶鑄、安子文也到住宅給劉提意見。劉少奇顧全大局，主動向朱德、賀龍、陳毅、林彪等征求意見，開了党的生活會，征求和听取批評。政治局開會時，劉又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矛盾繼續向對抗方面發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許只是此刻，毛才橫下心來。

綜上所述，再重复概括起來，對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主要分歧：毛強調的是打倒由階級分化(當時生產資料已全都公有化)而產生的資產階級及其走資派，劉強調的是消滅由等級分化(隨時都有權力异化的危險)而產生的官僚特權階層；毛反對的是資本主義复辟(中國并無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劉反對的是封建主義复辟(中國有几千年的封建社會遺留)；毛要解決的是敵我矛盾問題要解決的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為主的多种矛盾，即“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毛主張針對敵人，打倒對立面，消滅對立面，孤立一小撮，是—場“你死我活”的斗爭；劉主張針對自己人，擴大教育面，團結教育面，解放大多數，是一場“廣泛深入”的教育。

毛澤東指責劉少奇“形左實右”，是針對劉搞的運動，要“割掉封建尾巴”，開展大規模教育，被毛視為“打擊一大片”(形左)；而劉并不是要打倒、消滅毛認定的敵人，在毛看來，就是“保護一小撮”(實右)。因此，他們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思想，在本質上完全是南轅北轍，有天壤之別。

　　
(网友推荐，出處不詳)

2009年06月22日蘋果日報

Q：為什麼妳要為先生的 工作上酒店？
A：我老公開設大型機器工程行，專門承接大工程的挖土、推土工作，我們常要接洽包商、營造單位、建設公司，所以要順利接下一個工程，我們這種最下游的工人都得一一去向那些大老闆污西（台語：行賄）。

我老公是個木頭，他頭腦簡單、不夠狠，不是做生意的料，只靠苦幹實幹賺錢。我們幾年前原本做窗簾生意，後來不景氣，連鎖窗簾店推出後，傳統產業開始沒落沒飯吃，才改做工程。

我老公不會應酬，又是直腸子不會說話，很難要他面對不同臉孔的老闆。但我們工程行要養6、7個工人，加上機器保養維修，一個月基本開銷少說好幾萬塊，可是他不懂交際，每次工程案招標，我們永遠都標不到，標到的就是固定那幾家。我們這種越有錢賺的工作，越需要走後門，再這樣下去我們全家可能都要喝西北風。

我開始主動去拜訪營造商和建設公司的負責人，和他們打好關係，私下約他們吃飯。和這群老闆吃飯的場所，一定要選有小姐陪的酒店，我通常先和酒店老闆講好，每次固定去1、2家，請老闆把比較漂亮的小姐留給我，當然我也會帶我老公一起去。

老闆們很吃這一套
Q：在這樣的男人堆中，自在嗎？
A：我要不是因為要賺錢，絕對不會有機會去酒店啦。中上游廠商加一加就有4、5個老闆，我們每次去就是一人配一個小姐，我老公也有。坐我老公旁的小姐知道我是他老婆，都會比較收斂。我酒量比我老公好，也蠻會交際，應付這種一群男人的場面，就是不斷誇獎，說他們很行、很厲害。

來酒店的男人，只要有酒、菜跟小姐就滿足，什麼都忘光光。那種場合就是純粹喝酒、聊天，工作上的事絕對不要在桌上談。我和那些小姐都有默契，就是盡量讓這些老闆放鬆、開心。他們對小姐手來腳來的時候，不會在意我，男人都好色，喝了幾杯酒就什麼都不在意。萬一他們私下要帶小姐出場，那是他家的事，不能算我的，而我老公是每次都只能帶著喝茫的我出場啦。

Q：妳老公接受這種應酬做生意的模式？
A：一開始我老公跟我講，沒錢賺就算了，他覺得這樣很委曲我，但這是我們夫妻共同的事，是為了工作，我說沒關係。況且老闆們很吃這一套，工程都一定可以得標；萬一遇到其他競爭廠商，我們至少還可以採平均分配的方式。
每次帶一群男人上酒店，久了真的覺得自己有點像老鴇或媽媽桑耶！

因為和酒店越來越熟，去消費幾次後，整個包廂都由我招呼打理。在我眼裡，這些男人沒有什麼大小老闆、地位高低之分，當他們喝了酒，抱著女人時，腦袋裝的其實都是同一樣東西，精蟲！

記者許家峻採訪整理

（紐約電）美國出現一家“心臟病餐廳”，號稱值得冒死嘗試，以高膽固醇食物及打扮成性感女護士的侍應生作招徠，引起了爭議。

這家設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餐廳名為“心臟病燒烤”，遠近馳名。店主把氣氛搞得像醫院，並向客人提供包括巨型漢堡包在內的極不健康食物，以及讓女侍應穿性感的護士套裝。甚至在顧客踏入這家“心臟病燒烤”店之前，就有一個大告示牌警告顧客：“小心：本餐館有損健康。”

菜譜包括以多種心臟手術命名的漢堡包，例如單份、雙份、三份和四份“搭橋漢堡包”，其分量從半磅至兩磅牛肉不等。還有用豬油炸的“死肥炸薯條”，以及全糖可樂、無濾嘴香煙、烈酒和啤酒。顧客被稱作“病人”“四份漢堡包”熱量含量為8000卡路里，確實符合該餐館的口號：“值得冒死嘗試的滋味。”

該餐館創辦人說：“我創辦心臟病燒烤餐館，目的為了提供一個地方，讓顧客可以吃到一個好的漢堡包，一瓶凍啤酒，而不必老記掛嚴守健康食譜。也許我這家餐館是美國唯一誠實的餐館，夠膽告訴顧客這些食物有損健康。”

2009年06月16日蘋果日報
馬英九提出了一句：「識正書簡」，立刻被各界轟得滿頭包，儘管府方硬拗，說：話是講給大陸同胞聽的。這故弄狡獪的遮掩謊言比「識正書簡」四字還要拙劣、還要無知。

繁簡若有爭，爭的一向是政治問題。雖然電腦打字的普及性與便利性已遠非當年推廣簡體字的大陸學人和政治領袖所能想像；部分由近人生造的簡體字於癱瘓文字傳統之餘，非但無益於學習中文的效率，甚且陷溺一代又一代的漢字學者望文生義成習，而當面錯過六書的縱橫活用。

可是，既然要維護一種書寫文字所象徵的政權和政治態度，字體毫無疑問地就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主動將自己具有文化優勢的鬥爭工具弱化到「聊識一格」的次要地位，還要求在書寫上棄甲曳兵、邯鄲學步，這樣沒有志氣和常識的總統無怪乎令支持者和反對者同感齒冷。

行草標準化竟未推行
從文字長遠的發展歷程來看，俗民生活中所慣用的語符的確有簡化勝於繁化的趨勢，然而純粹以簡寫筆畫的便利而言，則行書與草書的字符早就普遍存在於千年以來的許多法帖或筆札之中，可惜即便是在號稱中華文化未經文革浩劫摧毀的台灣，能夠關心、認識乃至於書寫應用行草的人反倒堪稱是鳳毛麟角、魯殿靈光了。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創立標準草書社，4年以後刊行《標準草書千字文》，頒布至今70餘年，學校教育的主流勢力非但不予提倡，且以教學上不易操作的藉口而寢假隳廢。究其實而言之，一切的問題不過就是「主其事者畏難從俗」而已，台灣明明能夠在早已不虞標準化的基礎上推廣具有歷史內涵的簡體字─「行草」；捨此不為，遷就政治現實而提出問道於盲的「書簡」，也就祇能說是政治、教育、文化各個領域的主事者都「畏難從俗」慣了的結果。

倘若不從簡化和便利的考量來看，大陸地區的人士果真不懂也不學習吾人所謂的正體字嗎？也未必然。

六、七年以前，我經常瀏覽大陸地區一些古典詩詞的網站，旁觀人因字句、聲調之異議而彼此攻訐，除了熱鬧有趣，所獲往往在爭辯之外。有一則指摘對手的網路留言是這樣寫的：「你老兄每回發文都使用繁體，故作詳瞻典雅之態，誰不知此亦但憑書寫軟體之轉換手段而已？」

繁體在對岸足以炫人
事實上不只這則留言，但凡是對國故舊學有異議而爭者，吵到無以復加之際，往往墮入此論，意思彷彿是指摘彼方以繁體為「上國衣冠」而驕其儕流。然則我們也可以想像：對於原本台灣人習以為常、等閒視之的文字，在對岸菁英圈子裡的人士眼中，居然還是一宗足以炫人的產業。

到網路上寫古典詩詞，雖然是一個特定的、極小的知識圈子，但是毋寧以大判斷視之：在漢語習染的環境裡，繁體─也就是吾人表面上津津樂道的「正體」─不祇是一種書寫符號，還是更豐富的文化訊息的載體。

馬英九如果還算是個有出息的總統，對於簡體、正體的見解應遠高於一個落人以媚中口實的「四字咒」而已，他從小循規蹈矩所學的每一個字、每一個筆畫裡都有歷史累積的智慧，吾人向稱之為「雅言」。正體字本身更少不了以簡馭繁、化繁為簡的字例；中國人應該學，台灣人也應該學，簡耶？繁耶？根本不是問題。

日本における代表曲 [編集]

雨の御堂筋　（1971.09.05）
雨のエアポート　（1971.12.20）
恋の追跡（ラブ・チェイス）　（1972.04.05）
夜汽車　（1972.08.05）
雨のヨコハマ　（1972.12.20）
恋の十字路　（1973.04.05）
恋は燃えている　（1973.08.20）
火の鳥　（1973.12.01）
星影のバラード（More Than I Can Say）
ラヴ・イズ・オーヴァー（生沢佑一、内藤やす子、ニック・ニューサー、やしきたかじんらとの競作。元は1979年7月発売の「うわさのディスコ・クィーン」のB面曲だが、当時日本国内では2～3万枚の売上に終わった。だが欧陽菲菲はその後も「ラヴ・イズ・オーヴァー」を歌い続け、1980年7月にA面曲として発売。1982年9月1日にジャケットを変更しA面曲として再発。1983年にヒットチャート入りを果たした[2][3]）
忘れていいの（谷村新司のカヴァー）
愛伝説（1987年の東海テレビ系同名ドラマ主題歌）

台灣における代表曲 [編集]

雨中徘徊（雨の御堂筋）
愛我在今宵（恋の十字路）
就這樣甜蜜活到底（恋の追跡）
熱情的沙漠（情熱の砂漠　ザ・ピーナッツのカヴァー）
五月情意（また逢う日まで　尾崎紀世彦のカヴァー）
喝采（喝采　ちあきなおみのカヴァー）
嚮往
她的背影（甘い十字架　布施明のカヴァー）
可愛的玫瑰花（お手やわらかに　夏木マリのカヴァー）
珍重（絹の靴下　夏木マリのカヴァー）
再見吾愛（グッバイ・マイ・ラブ　アン・ルイスのカヴァー）
愛的路上我和你（セクシー・バス・ストップ　浅野ゆう子のカヴァー）
嘿嘿TAXI（ムーン・ライト・タクシー　浅野ゆう子のカヴァー）
噢！李先生（オー！ミステリー　浅野ゆう子のカヴァー）
夢舞（ハッスル・ジェット　浅野ゆう子のカヴァー）
DISCO QUEEN（うわさのディスコクィーン）
快樂在心扉（MORE THAN I CAN SAY　Leo Sayer／Bobby Veeのカヴァー）
逝去的愛（LOVE IS OVER）
不要離開我（忘れていいの　谷村新司のカヴァー）
今夜我仍在想你（Good night Darling Good-bye）
愛是唯一的言語（We Love Heart）
擁抱（with Tokyo D）
有情人總被無情傷
感恩的心（テレビドラマ「阿信（おしん）」エンディング）
呑下恐龍的蛋
出境入境

6月20日為聯合國「世界難民日」，全球各地均舉辦各式活動提醒世人關注難民困境，並呼籲各界積極伸出援手協助難民。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UNHCR）」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球難民人數高達3290萬人，也就是說，世界上每不到200人中就有一人是難民，這些都是國際社會所必須關注與援助的對象。中國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TOPS）」不僅長期駐紮海外提供難民服務，更每年在台灣舉辦難民日活動，提醒國人不要將難民的疾苦遺忘，並且積極呼籲政府部門制訂《難民法》。

對於世界上數千萬難民而言，成為難民並不是他們的選擇，更不是他們的錯！聯合國機構已制訂相關國際人道法以保障難民權益，許多先進發展國家也已制訂「難民庇護法案」，提供接收難民至本國庇護的機會。然而，庇護國家如未簽署難民地位公約，又缺相關庇護法令，致使難民逃到該國，卻無法取得難民身分而被迫遣返出境，或者遭到逮捕拘留；對於這些在原居國遭到無能政府拋棄而被迫逃難的苦難人民而言，再一次遭受無情對待，真是情何以堪。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強調：「任何人都有權利為了逃避本國的迫害而尋求其他國家的庇護。」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然而身為地球村成員，台灣有責任義務關注難民議題，並協力保護難民權益。

草案擱置令人憂心
台灣目前尚無難民庇護法令，過去便曾發生人權鬥士向台灣申請難民庇護，行政部門礙於無法可據，只能將其長期扣押收容或遣返回原居國，此類與國際人道價值大相違背之事，對「人權立國」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國際形象，實在是一大傷害！

近兩年來，欣見台灣社會秉持人道理念，行政院會已順利通過《難民法》草案，這是台灣與世界人權接軌，順應國際人權潮流的明證。一旦爾後立法院三讀通過此一難民專法，行政部門將有法源可供依循，針對難民身分認定者提供庇護協助，善盡我國際責任，先讓國際社會感受到台灣的存在與價值，進而順利爭取國際地位與國際空間。

然而，根據我們了解，《難民法》草案在立法院會一讀通過後，目前仍擱置在內政委員會層層法案之中，不見積極處理跡象，實讓身為民間團體的我們感到萬分憂心。

為了呼籲台灣政府儘速通過《難民法》，TOPS特別在今年度「世界難民日」系列活動中，規劃舉辦「催生《難民法》，庇護難民生存權利」座談會；長期以來，聯合國難民署不斷呼籲，保護與協助難民是國際社會所有成員的責任與義務，各國政府必須制訂庇護難民的相關法令，尋求難民問題的解決。

TOPS在國內長期推動難民立法，希冀透過舉辦催生《難民法》座談會，邀請國內相關主管機關、專家學者以及長期從事國際難民援助工作的組織代表與會，經由深度的對話以及主題探討，確認《難民法》立法之必要性，評估我國制訂《難民法》所面臨之現實環境限制，進而呼籲立法部門儘速研擬草案並通過立法，以善盡國際社會義務，落實「人權立國」的理念。

承擔國際成員責任
歷經爭戰迫害年代的台灣社會，不少異議人士更曾接受過其他民主國家的協助庇護，難道台灣對於世上無所依靠的難民，不該給予關注及伸出救援之手？

適逢6月20日聯合國「世界難民日」，許願台灣不僅對難民庇護有所明確性規範，透過《難民法》庇護機制建立，納入對於難民人道援助之積極措施，以行動承擔國際成員責任，捍衛人權。

作者為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律師

2009.06.21 05:42 am

美國和中國爭相發表新一代電子書，預言20年內紙本書將遭電子書取代。在這樣一個變化快速的時代，台北最後一家鑄字行「日星鑄字行」，卻依然每天點燃鑄字機的爐火，為我們留住鉛字的體溫。


「日星鑄字行」老闆張介冠站在鉛字架前，為顧客挑選鉛字。

「日星鑄字行」老闆張介冠打開燈，讓光線照在鉛字架上。慢慢地，一顆顆鉛字浮出金屬特有的光澤，美麗的漢字線條逐漸顯現。他仔細檢視每一顆鉛字，臉上泛出微笑，像母親凝視初生的嬰兒。

扮撿字工人 時光倒流了


張介冠操作鉛字機，鑄造出一顆顆鉛字。
記者侯永全／攝影拜訪日星時，正好碰上一群大學生進行教學參觀。講解完鉛字製造過程後，張介冠讓他們在鉛字架上找自己的名字做為伴手禮。只見這些八年級生認真地找字、排字，彷彿是半世紀前的撿字工人，時光開始倒流......

30歲以下的讀者，恐怕沒有機會體驗鉛字的溫暖觸感。在電腦排版成為印刷業主流之前，書籍報紙多採鉛字排版的活版印刷。那時的書頁不像現在這樣平滑，撫摸紙上的文字，可以感受到淡淡的凸痕，那是活版印刷留下的壓痕，就像是鉛字的腳印。

張介冠父親張錫齡，曾是台灣民報的撿字工人。40年前他攜妻帶子落腳台北後火車站附近的太原路，原本要開印刷廠，卻因機器延誤，陰錯陽差開起了鑄字行，負責排版的前置作業：鑄造鉛字。

日星最鼎盛的時代，擁有30幾個工人，隨著電腦印刷興起，活字印刷機、鑄字機一步步走進博物館裡。10年前，張介冠優離了最後一位工人；2年前，台北最後兩家同業拉下鐵門，張錫齡也過世。

七恰節奏聲 每日固定響

鑄字機「七恰、七恰」的節奏聲，每天依然固定在日星響起，彷彿永恆的旋律，「從小，我就習慣聽這種聲音、節奏。」

問張介冠為什麼堅持守住日星？他回答，如果日星滅了，等於斷了中國四大發明之一活版印刷的命脈，「而我的子孫將不知道祖先做的是那項行業。」

張介冠在日星的名片上印下這一行小字：「昔字、惜字、習字」。六個字代表日星未來要走的路。

「用鉛字印刷的書，獨特的觸感會讓人整個進入文字的世界，在字句之間流連忘返，這是現代書籍做不到的」。張介冠曾收藏了兩三百本鉛字印刷的章回小說，卻在水災中全部泡湯。他立下心願：「即便虧損，只要台灣還有活字印刷廠持續營運，日星就會一同努力！」

活字千百種 各自有體溫

日前來台發表攝影集「文字的母親：活字版印刷之旅」的日本攝影師港千尋，5年前走訪法國和日本的大印刷廠，拍下活字版印刷的過程。他用鏡頭捕捉鑄字、撿字、排版的過程，深深感受「一個文字裡，隱藏著許多獨特感覺的手和眼睛」，「不管是那個活字，都有各自的體溫。」

不到三年，這些大廠的活字印刷部門全遭撤除。也因此港千尋參訪日星鑄字行時，心中滿是歡喜讚嘆。日星鑄字機這爐不熄的火，為鉛字留住最後的體溫。

日星身為台北最後一家的鑄字行、擁有華文世界最後一批繁體鉛字銅版模，文創產業潛力雄厚。去年起，陸續有出版社、大學找上張介冠，設計兼具懷舊與創意的「鉛字小禮盒」。

虧損多年，張介冠卻不急著為日星「加值」，他心頭有一項更重要的文化計畫：活版字體復刻計畫。


「日星鑄字行」目前擁有近30萬種鉛字。
記者陳俊吉／攝影日星保有三種中文字體（楷、宋、黑）、七種大小（初號到六號），每種都有一萬多字，加起來近30萬種字形。

獨特字形美 電腦找不到

張介冠說，這批字形有一部分來自中國，而非過去流通於台灣活版印刷業中、經日本工匠修整過的中文字形，「這批字形特別漂亮，保存了中國書法特有的結構與美感，是現在電腦字體所沒有的。」

我們看起來長相相似的鉛字，在張介冠眼中卻有美醜之別。他隨手拿起兩個鉛字，「瞧！這個字歪歪扭扭、沒有重心；這個字卻結構完美、筆畫飽滿。」

張介冠打算將這一批保存中國書法美感的漢字字形，從鉛字轉為電腦字體，讓它們重新站上書本，和下一代世代的讀者對望。

這項計畫耗時費力，需要人手將日星架上鉛字一一印出字卡，掃描、建檔上傳至工作站，再將這些字修邊、復原本來飽滿的筆畫。張介冠打算召募「文字志工」，第一批共六千多個字，預計一年完成。

活版字體復刻 授課傳承

這些文字志工不是懂電腦就行，還必須懂得欣賞漢字美感。張介冠打算請書法家、教授開課，為志工講解中國書法與印刷史。

這項「活版字體復刻計畫」，「復刻」的不只是活版鉛字，還想將中華文化的美感「刻」進下一代的心中。

學生離去了。兩層樓的日星鑄字行只留下張介冠，「七恰」的鑄字聲響迴蕩在空間中，顯得有些蒼涼。然而在他身後，那些鉛字就像上百萬顆星星，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日星鑄字行活版字體復刻計畫：http://rixingtypography.blogspot.com/

紙張溫暖漸漸涼／20年後 電子書取代紙本書

【聯合報╱本報記者／陳宛茜】

「七恰」的鑄字機聲音還在腦中響著，回到現實世界，e世代的書籍無聲而快速地湧現、消失。

英國連鎖書店Blackwell日前推出一台「快速印書機（Espresso Book Machine）」，標榜只要煮一杯濃縮咖啡的時間，一本熱騰騰的新書就能出爐。

這台印書機結合了工業用影印機及列印機，每分鐘可印105頁，從列印、剪裁到裝訂，5分鐘就可以完成一本書。Blackwell提供40萬種書供讀者選擇列印，預計暑假將達到100萬本。

美國Amazon網路書店上月發表新一代電子書Kindle DX，擁有無線網路，可免費連線儲存27萬本電子書的Amazon，下載購買電子書、雜誌和報紙。彈指之間，一本書在螢幕上出現、消失，沒留下任何痕跡。

大陸漢王科技也在不久前推出名為「電紙書」的電子書，接近紙質書閱讀效果，具備手寫批注記事、MP3等功能。漢王宣稱「電紙書」是和蔡倫造紙同樣偉大的成就。他們將以每年3萬冊的速度，將中文紙本書籍全面數位化。預計20年之後，紙本書將被電紙書徹底取代。

有許有一天，書店陳列的不再是書本，是一台Expresso book機器；甚至有一天，我們也不再記得紙張的溫暖與芳香。「到了那時候，日星還會繼續存在。」張介冠表示，他打算將日星鑄字行轉型為「印刷博物館」，日星的鉛字架和鑄字機，將是那一個時代留下的美好印記。

【2009/06/21 聯合報】


日星鑄字行
台北市太原路97巷13號
（02）2556–4626
開放時間
自2009年7月起，
日星鑄字行開放時間調整為：
【星期一、二、四】
下午5：30 ～ 晚上 7：00

【 單週 星期六 】
上午9：00 ～ 中午12：00

團體參觀
需提前預約，請洽：
0966-815-005
0920-520-833

ea.ps3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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