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年輕創業家喜歡開咖啡館、複合式餐廳、民宿,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店,它們像一顆顆小珍珠,為城市點亮了風情,我的台商朋友說:這樣的小店、這樣的閒散幽情,北京就是找不著一家。但也大有人對它們不以為然,郭台銘就說這些年輕人「島國思維」,以開咖啡店為滿足,不可思議。

20到35歲 憂鬱的世代

和上兩代比較起來,廿到卅五歲這一代可說是「憂鬱的世代」,他們從小在自由、寬裕的空氣中長大,早早明白「自己做決定」的重要性,問題是台灣的教育系統並沒有跟著時代改變,它的專長仍是「打造產業預備軍」、「研發考試技術」,對大學畢業生來說,這集體化的學校教育與個體化社會標舉的世界觀間之落差,便正好催生了「憂鬱」這種世代特徵。

「憂鬱」是一種進退維谷的心靈狀態,有憂鬱感受的人清楚知道「不要什麼」,卻不清楚「要什麼」。過往,父母那一代認命地接受社會所派任的「角色」,全力以赴,即便中年或有那麼一絲迷惘,但社會給予其角色完成的評價與肯認,終使得他們仍能穩定自信地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這世代的年輕人則不同,社會已經擺明了「你應該成為你自己———那個獨一無二又特別的人」,問題是「那個特別的『自我』是什麼?」而「我們又如何感受到『自我』的召喚」,如果「『自我』遲遲不現身,那該怎麼辦?」

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許多研究都指出,從來都沒有「原初自我」(authentic self)這種東西,「自我」是在一次次的遭遇中、事件中,靠著自身與人們、社會、際遇的互動而逐步形成的,這也是為什麼西方社會把青春期的高中教育視為一系列「事件化自我」的過程,學校應創造出各種遭遇,幫助學生穿進事件,於事件中洗禮並建構起一片片的「自我」,而我們都明白,台灣的高中和大學都很少作這些事情(實踐大學建築系是少見例外)。

「我追尋」創業家

從某個角度看來,咖啡館和小店因而是一種中介性的「救贖」,它們多半是「憂鬱者」所創,也大部分由「憂鬱者」消費所支持,他們在此等待著「事件」的出現,期待某一時刻裡「自我」得以湧現,在那一刻,你清楚地想做某一件事,而且感受到那一件事對整個生命的意義(馬克思、Steve Jobs與魏德聖都在某個青年轉折點上,知道了「那件事」)。

咖啡館和小店的風行是合理的,它們規模小、門檻低、技術風險不高,川流著各種可能改變命運的社會關係,最重要的是:經營者擁有高度自主性,大企業中泯滅自我的生活恰好是他們「不要的」,他們渴求的,是一種蘇格拉底所說的「被檢驗過之人生」(an examined life)。

以「自我的追尋」為根基的創業家,即將成為台灣下一波經濟成長的主力,對於他們而言,「想成為什麼」(to be someone)的身分焦慮遠大於金錢利益,你可能想不到,這種由「認同」所產生的特別創造力,正是蘋果、任天堂、維京航空、Google和Pixar的魅力來源,它們的老闆都「島國」過、也憂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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