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01 04:46 am
兩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分治已六十周年。就台獨的論述言,一九四九年是台灣災難的開端,因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這一年撤遷來台;但從大歷史觀而論,一九四九年更重要的意義是:這一年決定了台灣沒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如果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當年未撤遷來台,則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行省,是必然的結局。倘係如此,台灣今天也早已經歷了地主掃地出門,知識分子反右整風,街巷裡的土高爐燒得火紅,人民公社裡的大鍋飯摻沙摻石,年輕學生以戴上紅臂章的紅衛兵為榮,四處皆見被戴上紙紮高帽子遊街的黑五類及牛鬼蛇神……。一九四九年,決定了台灣沒有走上這一條路,而走上六十年來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另一條路。

一九四九年在台灣一向是一個社會禁忌話題。例如,明明是大敗逃,卻說是「轉進」;由於此類禁忌,不同的政治人物各自以偏頗的理念來解釋及操作一九四九,一般人民亦從未對一九四九進行深思。然而,在六十年後的今日,漸有較多的有心人設法還原一九四九,如齊邦媛的《巨流河》與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並有一些學者嘗試啟動一項學術討論;大意是:一九四九是台灣的苦難或恩典?

如果想要媚俗地調和雙方歧見,不妨說:這是帶著苦難的恩典,或帶著恩典的苦難。然而,若從大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一九四九年決定了台灣沒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非但是台灣的恩典,也是中國的恩典。沒有一九四九年,就沒有今天華人世界唯一能直選總統、並對犯罪的總統判刑的自由民主國家中華民國。持平而論,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賴台灣始能延續,而台灣則因中華民國而免於「三十年浩劫」(自三反五反至文化大革命),並能臻至今日自由民主的境地。

一九四九前幾年,曾有「國共隔江分治」的議論;但若隔江而治,台灣就成了大後方,仍然不能免於國共面對面的肉搏。正因完全撤到台灣,與共產政權完全切割,台灣始有可能將情勢撐持到今日「這邊直選總統/那邊改革開放」的境地。當然,台灣在這六十年來的過程中,亦曾歷經苦難(二二八、白色恐怖),但若就大比例的歷史觀而論,一九四九對台灣應當主要是一個恩典。沒有一九四九年,就沒有今日的台灣。

一直到今天,台灣其實仍然陷於「一九四九年是苦難或恩典」的分歧之中。持「災難說」者認為:「終戰」後外省人(現在成了中國豬)侵入台灣,一九四九帶來了「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使台灣深陷國共內戰而不能跳脫;持「恩典論」者則認為,一九四九使台灣未陷赤禍,冷戰時代反共保台,靠「中華民國」與中共的政權進行軍事及外交鬥爭(八二三砲戰),後冷戰時代的中華民國則正好解嚴而實現了完全的民主政治,又能與中共政權爭取到「和平發展」的立足點。

「恩典論」並未美化一九四九,卻願從失敗與痛苦中,對「兩岸分裂分治」這個大架構為台灣生機創造的歷史大機遇給予肯定。相對而言,持「災難說」者欲否定一九四九的轉折,就很容易自陷於「必須完全否定這六十年」的邏輯陷阱;對「災難說」而言,既然連「中華民國」都是「國民黨的」,而不是「台灣人的」,將如何建立這六十年對台灣的正面意義?

本文的觀點是:台灣因一九四九而承受相當的苦難,但台灣也因一九四九而獲得了重大恩典。不僅如此,一九四九年對中國也是苦難與恩典的化合物。六十年來,大陸從山河血淚中走出了共產主義教條,台灣則實現了自由民主,並成為北京新思維的範本,兩岸亦由你死我活走向「和平發展」;如果沒有一九四九,沒有這六十年,就不會有今天。

【2009/10/0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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