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說：「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是為了他追隨著母國首都憂鬱的靈魂，找著了不同文明之間的鬥爭與纏結的新象徵。」
瑞典學院 不怕碰到政治
帕慕克的著作有七本從土耳其語翻譯成瑞典語文版，除了1979年第一部小說《傑夫代特先生與他的子女們》未出版，帕慕克重要的小說如《寂靜之屋》、《白色城堡》、《黑書》、《我的名字叫紅》、《新人生》、《雪》，以及帕慕克自傳體的城市史《伊斯坦堡》在瑞典都出版了。《瑞典日報》立即報導出版社的看法：「太好了！這表示瑞典學院一點都不害怕碰到政治。」
帕慕克 愛偏僻地站在現代世界門檻上的地方
奧罕‧帕慕克去年獲德國出版界和書商「和平獎」演講時，說過一段話，使馬悅然印象深刻。
他生在一個有錢的家庭，父親有豐富的藏書，與父親討論湯瑪斯‧曼、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那些了不起的小說大師，已在他的內心創造出一個歐洲，「他對歐洲的興趣不只是來自於一個西方化的家庭，小說也是歐美文化最主要的基礎，他不能想像一個沒有小說的歐洲，小說主要的目的，是要讀者想像他自己是『他人』（the other），我們讀書的時候會希望透過『他人』來解釋『我是誰』。」
他晚近發表的散文集子（從德文書名Der Blick aus meinem Fenster翻譯）《從我的窗戶看出去》解釋他對文學寫作的看法，他真正鍾愛的是半窮不窮的落後環境與那裡邊的人，他覺得土耳其與拉丁美洲遍布如此的居所。這樣的環境是文學創造的好地方，離開權力集中的首都之外的地區簡直還要更好。他說：「我愛這些偏僻的、站在現代世界門檻上的地方，並不因此而失望，我感覺到我屬於這個世界。」
回到東方傳統文學，為了愛講故事而說故事
他從七歲到二十二歲，最大的希望是成為畫家，在伊斯坦堡遊逛到處畫畫。1970到1974年學建築學，沒有畢業，改學新聞，1980年代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去。他在土耳其畫畫的日子，他那個漂亮的母親提醒他，「嘿，這裡是伊斯坦堡可不是巴黎，誰要看你畫的畫呢。」
帕慕克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寫的是「住在地下室的人拒絕當歐洲人」，而他自己第一本小說《傑夫代克先生與他的子女們》寫的是現代的、歐洲化的家庭，若照他後來的看法，這本小說簡直不夠「伊斯坦堡」，老一輩的土耳其作家自憐是法國境外的法國人，帕慕克不願意重蹈上一代的腳步，而成為現在的樣子。他說：「我後來寫小說的很多趨向是，回到東方的傳統文學，為了愛講故事而說故事，避免契訶夫式的心理學和敏感，追求一種非西方式的對身分（identity）的看法，這一切讓我覺得像在家裡寫小說。
他是膽子很大的異議分子
馬悅然說，帕慕克的膽子很大，土耳其政府不願承認過去的罪惡，他是第一個告訴讀者庫德族有三萬人被殺害，亞美尼亞人在上世紀有一百萬人遭到屠殺，他是第一個伊斯蘭作家出來為魯西迪大聲抗議的，1995年土耳其作家Yashar Kemal遭政治壓迫時，帕慕克也替他講話。他主張土耳其加入歐盟，就會壓制軍閥，改善國內的政治。
一個真正的小說家 可以把自己寫為「他人」
他說，一個作家因為可以想像自己是他人，就能感受那些被迫害者的感情，所以他可以為他們說話，發出聲音，所以作家跟他身處的階級沒有多大的關係。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可以把自己寫為「他人」、他人寫為自己的故事。馬悅然指出，帕慕克的小說常有這種二者合一的現象，在《白色城堡》、《新生活》、《黑書》和《雪》裡出現過「二為一」的人，有一點像高行健的《靈山》之「我」和「你」，他常用的小說主題是，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他不僅談像自己的「他人」，也談不像自己的、會引起恐慌的「他人」，這樣總體的呈現就會幫助作者和讀者來認識自己。「一個土耳其作家若不能想像庫德族的困境，那麼他的小說就會有相當大的缺憾了。」帕慕克這樣說。
帕慕克很欽佩納博科夫，旅行時總要帶著《說吧，記憶》、《羅莉塔》，以及《幽冥的火》（Pale fire），帕慕克最欽佩的作家不是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而是斯湯達爾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他認為杜氏的《邪靈魂》（Evil Spirits）是最好的政治小說。
【2006-10-13 聯合報】
文學獎》帕慕克 獨一無二的寫作風格
2006/10/13
【文/楊照】
帕慕克的小說，一貫有著特殊的文明洞見。大部分的現代作家，在現代文明的前提下，探究著種種社會關係的可能，帕慕克卻是以現代文明為對照組，來發揮他想像中的前現代文明圖像，衝擊出文明關係的主題。
帕慕克對於被現代文明取代、消滅了的東西，格外著迷、依戀。甚至可以說，為了追索，甚至發明（而不見得是還原）這些前現代文明「異象」，所以他寫小說，動用小說的虛構特權，讓自己悠游於時間的裂隙中。
他對工匠技藝再三致意，用華麗的想像鋪陳工匠技藝內在的超越性，以及這種超越性帶來的詭譎變化。他懷想理性興起前的權力形式，穿透至現代理性無從到達的人類感官幽暗，只有非理性信仰才能激揚起的黑色波浪。他也好奇科學如何借道魔法，攫取人類的好奇與信任，順便在過程中回頭摧毀了魔法。他還進入了那個人類願意輕易相信任何把戲，將把戲認真看待的時代，讓「輕信」成為一種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社會風景。
帕慕克寫的小說，基本上都是「歷史小說」，因為他要寫的，都不是以今天的主流強勢文明為背景。這種態度，當然跟他出身土耳其，活入跨越歐亞、跨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君士坦丁堡，有著直接的關係。不過他的「歷史小說」，跟我們習慣概念中的這個文類，又頗有差異。他的小說，不只是存在於想像時間中，而且存在於複數時間型態裡。帕慕克小說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故事情節總是發生在不同差異時間的交接處，角色們帶著各自的時間假設，彼此互撞，於時間感的荒謬重疊誤會下，搬演其喜怒哀樂。
這個時代很難找到寫作風格稱得上獨一無二的作家了，而帕慕克，卻真的是獨一無二的。
【2006-10-13 聯合報】
瑞典學院 不怕碰到政治
帕慕克的著作有七本從土耳其語翻譯成瑞典語文版，除了1979年第一部小說《傑夫代特先生與他的子女們》未出版，帕慕克重要的小說如《寂靜之屋》、《白色城堡》、《黑書》、《我的名字叫紅》、《新人生》、《雪》，以及帕慕克自傳體的城市史《伊斯坦堡》在瑞典都出版了。《瑞典日報》立即報導出版社的看法：「太好了！這表示瑞典學院一點都不害怕碰到政治。」
帕慕克 愛偏僻地站在現代世界門檻上的地方
奧罕‧帕慕克去年獲德國出版界和書商「和平獎」演講時，說過一段話，使馬悅然印象深刻。
他生在一個有錢的家庭，父親有豐富的藏書，與父親討論湯瑪斯‧曼、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那些了不起的小說大師，已在他的內心創造出一個歐洲，「他對歐洲的興趣不只是來自於一個西方化的家庭，小說也是歐美文化最主要的基礎，他不能想像一個沒有小說的歐洲，小說主要的目的，是要讀者想像他自己是『他人』（the other），我們讀書的時候會希望透過『他人』來解釋『我是誰』。」
他晚近發表的散文集子（從德文書名Der Blick aus meinem Fenster翻譯）《從我的窗戶看出去》解釋他對文學寫作的看法，他真正鍾愛的是半窮不窮的落後環境與那裡邊的人，他覺得土耳其與拉丁美洲遍布如此的居所。這樣的環境是文學創造的好地方，離開權力集中的首都之外的地區簡直還要更好。他說：「我愛這些偏僻的、站在現代世界門檻上的地方，並不因此而失望，我感覺到我屬於這個世界。」
回到東方傳統文學，為了愛講故事而說故事
他從七歲到二十二歲，最大的希望是成為畫家，在伊斯坦堡遊逛到處畫畫。1970到1974年學建築學，沒有畢業，改學新聞，1980年代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去。他在土耳其畫畫的日子，他那個漂亮的母親提醒他，「嘿，這裡是伊斯坦堡可不是巴黎，誰要看你畫的畫呢。」
帕慕克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寫的是「住在地下室的人拒絕當歐洲人」，而他自己第一本小說《傑夫代克先生與他的子女們》寫的是現代的、歐洲化的家庭，若照他後來的看法，這本小說簡直不夠「伊斯坦堡」，老一輩的土耳其作家自憐是法國境外的法國人，帕慕克不願意重蹈上一代的腳步，而成為現在的樣子。他說：「我後來寫小說的很多趨向是，回到東方的傳統文學，為了愛講故事而說故事，避免契訶夫式的心理學和敏感，追求一種非西方式的對身分（identity）的看法，這一切讓我覺得像在家裡寫小說。
他是膽子很大的異議分子
馬悅然說，帕慕克的膽子很大，土耳其政府不願承認過去的罪惡，他是第一個告訴讀者庫德族有三萬人被殺害，亞美尼亞人在上世紀有一百萬人遭到屠殺，他是第一個伊斯蘭作家出來為魯西迪大聲抗議的，1995年土耳其作家Yashar Kemal遭政治壓迫時，帕慕克也替他講話。他主張土耳其加入歐盟，就會壓制軍閥，改善國內的政治。
一個真正的小說家 可以把自己寫為「他人」
他說，一個作家因為可以想像自己是他人，就能感受那些被迫害者的感情，所以他可以為他們說話，發出聲音，所以作家跟他身處的階級沒有多大的關係。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可以把自己寫為「他人」、他人寫為自己的故事。馬悅然指出，帕慕克的小說常有這種二者合一的現象，在《白色城堡》、《新生活》、《黑書》和《雪》裡出現過「二為一」的人，有一點像高行健的《靈山》之「我」和「你」，他常用的小說主題是，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他不僅談像自己的「他人」，也談不像自己的、會引起恐慌的「他人」，這樣總體的呈現就會幫助作者和讀者來認識自己。「一個土耳其作家若不能想像庫德族的困境，那麼他的小說就會有相當大的缺憾了。」帕慕克這樣說。
帕慕克很欽佩納博科夫，旅行時總要帶著《說吧，記憶》、《羅莉塔》，以及《幽冥的火》（Pale fire），帕慕克最欽佩的作家不是巴爾札克和托爾斯泰，而是斯湯達爾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他認為杜氏的《邪靈魂》（Evil Spirits）是最好的政治小說。
【2006-10-13 聯合報】
文學獎》帕慕克 獨一無二的寫作風格
2006/10/13
【文/楊照】
帕慕克的小說，一貫有著特殊的文明洞見。大部分的現代作家，在現代文明的前提下，探究著種種社會關係的可能，帕慕克卻是以現代文明為對照組，來發揮他想像中的前現代文明圖像，衝擊出文明關係的主題。
帕慕克對於被現代文明取代、消滅了的東西，格外著迷、依戀。甚至可以說，為了追索，甚至發明（而不見得是還原）這些前現代文明「異象」，所以他寫小說，動用小說的虛構特權，讓自己悠游於時間的裂隙中。
他對工匠技藝再三致意，用華麗的想像鋪陳工匠技藝內在的超越性，以及這種超越性帶來的詭譎變化。他懷想理性興起前的權力形式，穿透至現代理性無從到達的人類感官幽暗，只有非理性信仰才能激揚起的黑色波浪。他也好奇科學如何借道魔法，攫取人類的好奇與信任，順便在過程中回頭摧毀了魔法。他還進入了那個人類願意輕易相信任何把戲，將把戲認真看待的時代，讓「輕信」成為一種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社會風景。
帕慕克寫的小說，基本上都是「歷史小說」，因為他要寫的，都不是以今天的主流強勢文明為背景。這種態度，當然跟他出身土耳其，活入跨越歐亞、跨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君士坦丁堡，有著直接的關係。不過他的「歷史小說」，跟我們習慣概念中的這個文類，又頗有差異。他的小說，不只是存在於想像時間中，而且存在於複數時間型態裡。帕慕克小說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故事情節總是發生在不同差異時間的交接處，角色們帶著各自的時間假設，彼此互撞，於時間感的荒謬重疊誤會下，搬演其喜怒哀樂。
這個時代很難找到寫作風格稱得上獨一無二的作家了，而帕慕克，卻真的是獨一無二的。
【2006-10-1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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