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之椅子

從《買猴兒》談起

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相聲如何正確地表現這種矛盾、現象，發揮它的特殊作用，是一個應予重視並值得研究、探討的問題。

我寫的《買猴兒》就是一篇表現人民內部矛盾的相聲，它產生在國民經濟三年恢復時期之後，最初創演於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首次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當時，對內、對外戰爭結束沒幾年，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又對民族資本實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我們管理國營大企業的經驗還不很多。“買猴兒”這件事正是發生在一個以私人商業為底子的國營大企業裏。在資本家管理時，馬大哈的性格絕不會發展到那樣地步，不然他的飯碗就砸了。那時候他很可能是循規蹈矩，按時上下班，只能在私人生活上有點“馬大哈”到了百貨公司後，馬大哈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但由於個人主義沒有很好克服，“馬大哈”性格就發展起來了。

在一九五三、五四年那個典型環境中出現馬大哈式的人物是必然的真實的，馬大哈的性格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他周圍還有許多“馬大哈”。首先是那個科長，此人辦事馬馬虎虎，在空白條上蓋上戳兒就算完事；那個採購員也是混事兒的，不考慮給他的通知是不是真實，上級叫怎麼辦他就怎麼辦，帶點兒奴隸主義色彩。還有那個倉庫主任和馬大哈的愛人等，也都表現出一些“馬大哈”的性格特徵。　　

《買猴兒》在結構上看來有些不合理，但相聲的合理不合理在於觀眾承認不承認。相聲不僅要放大、誇張，還允許怪誕。《買猴兒》的合理性就在於性格的真實，它沒有話劇或電影那樣的故事結構，結構連續性並不強，而是用一個人物的典型性格從頭到尾貫穿全篇。這一點是從魯迅先生的《阿Q 正傳》中學來的。《阿Q正傳》的各章之間並不像一般小說似的一氣呵成，但是從“優勝記略”到“大團圓”，從各方面表現了阿Q的性格。《啊Q正傳》的民族形式由生活本身、語言、時代背景、典型環境和選擇的題材決定的。魯迅先生看到了那個時代統治階級身上散發著許多腐敗的東西，諸如“保存國粹，諱疾忌醫，虛無縹緲，以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自誇”等等。他塑造阿Q這個典型，不僅描寫了一個長工出身的阿Q，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阿Q的描寫鞭撻了許許多多阿Q式的人物。我寫《買猴兒》就學習了這種以性格作為主線的寫作方法，依據相聲的特點和規律，選擇題材，結構故事，塑造人物，既指出“馬大哈”對社會的危害性，又注意人物的真實性。　　

《買猴兒》這段相聲的題材是怎樣選擇的呢？當時我聽了一個報告，講到商業部門中許多駭人聽聞的混亂現象。由於某些人不負責任或官僚主義，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出於一種政治上的責任感，我想寫一篇作品（相聲、話劇或文章）批評一下。有了這樣的打算，總要找到一種合適的題材來表現它。有一天大夥兒聊天，有一位同志無意中說了這樣一件事：天津有個公司要買兩　（每　約合四十箱）專擦瓷器的“猴兒牌”肥皂，卻買回了兩只活猴兒。我一聽，感到這是一段相聲題材，腦子裏立刻跳出個“馬大哈”來。當初我在華北軍區抗敵劇社工作時，劇作家杜烽同志下部隊體驗生活，聽戰士們常說“馬大哈”這個詞兒。經他傳到劇社，成了劇社同志們的口頭禪。我選中這個題材，又考慮按真事寫是不行的。只要兩只猴兒，在天津就可以解決，我便改成買五十只猴兒，這樣就把馬大哈這個人、這件事支出去了。其實，肥皂不僅僅有猴兒牌，還有虎牌以及豬胰子等等。所以選擇猴兒牌，是因為猴兒這種動物能夠模擬人的動作，比較滑稽可笑。如果買五十只豬，到附近農村就有，用不著跑那麼遠。如果買五十只老虎，使人越聽越害怕，就不成其為相聲了。

我們常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生活既是源泉，同時也是海洋。不是從生活的海洋中舀出兩勺海水就是創作題材。作為藝術工作者總是從內容和形式統一的觀點看待生活，從盡可能高的思想性和盡可能高的藝術性相結合這樣一個統一的觀點看待生活。他在生活中有時聽到一些話，看到一些形象，便覺得很有用處。如果離開內容和形式統一的觀點就不容易找到合適的題材。題材是從生活裏來的，但只有在頭腦中加工、提煉之後，才是創作。從群眾中來的是棉花，到群眾中去的就是襯衣之類的成品了。　　

我所以選中“買猴兒”這個題材，因為它能夠很好地表現人民內部矛盾。馬大哈並沒有任何搞破壞的意思。他的“馬大哈”性格是自然流露出來的，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產物，而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個人主義的東西。鞭撻“馬大哈”，並不是鞭撻社會主義制度，而是鞭撻舊的社會制度給我們留下的毒害。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表現人民內部矛盾的相聲。

表現人民內部的矛盾還牽扯到笑是手段還是目的的問題。我認為：笑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目的和手段統一的產物。相聲作者依照相聲的特點和規律，以內容與形式統一的觀點觀察生活，選定主題和題材，進行結構，運用語言，再經過相聲演員生動的表演，就產生了笑聲。不引人發笑的不能算是相聲；但從頭到尾充滿笑料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相聲。相聲是曲藝的一個品種，是喜劇性很強的、以引人發笑為特點的語言和表演藝術。相聲用一個題材、一條主線把許多小笑話串起來，遊離於主線之外的珍珠，不管是多好的珍珠，它不是項鏈上的珍珠。我寫《買猴兒》很注意笑料安排，特別是如何結尾的問題。這段相聲的結尾是：甲說：“……我還得感謝他（馬大哈）！” 乙說：“幹嗎謝他？”“幸虧這是買‘猴兒牌肥皂’，要是買白熊香皂’，我準上北冰洋啦。”這個“底”盡管不十分可笑，但是有分量。相聲的“底”不一定引起哈哈大笑，但是最好有餘味，有分量，能壓得住這個段子。現在有些相聲的“底”偏重取笑，脫離主題或遊離子主題之外，這是不可取或不十分可取的。

由於人民內部矛盾長期存在，相聲也要隨著矛盾的變化不斷發展，一個是跟著時代的步伐往前走，一個是沿著這種藝術自身的特點提高。我不主張把相聲都搞成喜劇或化粧相聲。對化粧相聲有興趣的同志可以在舞臺上實驗，但化粧相聲不是相聲的必然發展方向。化粧相聲既達不到喜劇所能達到的深度，又不可能像以語言為主的相聲那樣廣泛地表現社會生活。相聲就是相聲。特定的藝術形式有它的特定的題材、結構和表現方法。有人曾勸我把《買猴兒》改成電影，如果那樣做，必定是荒謬的。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黨的路線、政策，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是我們文藝創作的指導思想，但不是創作的教條，要運用它來觀察社會生活，分析解決具體問題。這些指導思想在一個作品中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作品的主題、題材、結構、人物，在創作中是渾然一體地出現的，而不是先有了主題，再找材料。一個藝術工作者不是拿起鋼筆和稿紙才開始創作，而是無時無刻不在創作過程之中。這裏我們把黨的路線、政策作為指導思想，當然是指正確的路線、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並制定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正確方針，我們就要以此為指導，分析解決具體問題。同時，要考慮到文藝創作的社會效果，只能是協助黨解決今天的困難，而不能提出一些黨一時還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搞批判現實主義，而是要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進行創作，來協助黨處理今天的問題。特別是以諷刺為特長的相聲創作，更必需認真考慮社會效果，不要因為打老鼠而傷了玉盤兒。黨所需要的作品、人民所需要的作品和作家所要寫的作品應當是一致的，創作動機和社會效果應當是一致的。只有這樣，表現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相聲創作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蓬勃地、健康地向前發展。（何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