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初到美國,覺得美國人很有禮貌,到處聽人說:「原諒我」(Excuse me!);其實,說這句話的人不一定因為做錯事感到歉意:你不小心踩人一腳,當然會立即說「原諒我」;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腳,你也會本能的說出「原諒我!」,則有一點抗議的意思了。擠在人群裡說一聲「原諒我」,意在要人讓路。與人爭論前,先說一聲「原諒我」,則有點先禮後兵的味道了。美國人掛在嘴邊的「原諒我」有點像我們的口頭禪:「不好意思!」

「對不起」(sorry)通常是針對做了錯事而發,相傳十八世紀有一個死囚,在上斷頭台時把頭放錯了方向,他為此錯誤說「對不起」,因為這是他第一次上斷頭台!真對不起,他已沒有下次不犯錯的機會了。不過,英文裡的「對不起」並不一定是做了錯事或對不起別人,當知道別人有不幸的遭遇,你也會感到「對不起」,那是同情與遺憾多於歉意了。

貨真價實的「道歉」(apology)就非同小可了,不僅不會掛在嘴邊,而且往往在各種壓力下,不論是良心道義或政治法律的壓力,才會「道歉」。伏爾泰(Voltaire)在十八世紀,因諷刺當時的法國執政者奧連氏(Phillippe d’Orleans)被關在巴斯提監獄將近一年。執政者在釋放他時,感受到這位大哲學家言詞犀利的壓力,刻意向他「道歉」,伏爾泰的回話是:「感謝你慷慨地免費供食,但請你不要再免費提供住宿」,仍不失犀利與幽默,不過並沒有像李敖那樣發表「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來「投桃報李」。英國前首相希斯(EdwardHeath)仍是年輕國會議員時,被著名報人比缶布魯克(William Beaverbrook)在報紙的社論裡羞辱,不久兩人不期在洗手間相遇,報人頓感不好意思,即刻表示「道歉」,希斯也即刻回答說:「下次請你在洗手間羞辱我,而在報紙上向我道歉!」也不失犀利與幽默。

人與人之間的「道歉」固然需要壓力,國與國之間更是如此。二次大戰後,德國徹底悔禍、真誠道歉,並非無故,端因德國敗亡後,聯軍全面清除納粹勢力,新政府亦因而沒有舊日的包袱,全心全意地洗心革面。反觀日本投降時,美蘇冷戰之態勢已成,老美不僅不徹底清除右派勢力,甚而扶而助之以為己用,所謂民主與改革皆半途而廢。日本至今不肯正式「道歉」,說聲「道歉」如此沉重,壓力不足之故也。

戰後美國富強甲天下,要放下身段向別國「道歉」更不容易。艾森豪總統時代,美國U-2偵察機在蘇聯領空失蹤,白宮相信CIA的情報,以為在高空爆炸,所以堅不「道歉」,最後在飛行員被俘曝光的壓力下,只好鄭重「道歉」。西元二千年,美中軍機在南海擦撞,剛上台不久的小布希把調子放得很高,迫使江澤民要求「道歉」才談釋放滯留在海南島的人機,造成僵局,幸而中英文之間表示歉意用語的靈活性解了套。在英文裡用「對不起」(sorry),避免了掛不住顏面的「道歉」,而在中文裡儘管可以將「對不起」譯作「道歉」 (a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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